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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升更详细地考析了凌迟刑的执行方法。他认为，沈家本所说的大砍“八刀”，只是指执行凌迟刑全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几刀，实际所砍的刀数常常多达24刀、36刀、72刀，甚至达到120刀。仁井田升所收集的几幅描绘执行凌迟刑残酷场景的版画中，有一幅情形如下：受刑者被捆绑在柱子上，呈十字形；地上有三块受刑者的肢体，鲜血淋漓；刽子手正费力地将受刑者的第四节肢体砍下。明代有一起极为残酷的凌迟刑执行例。宫廷太监刘瑾横行霸道，耍政治阴谋，招人嫉恨。1510年，刘瑾因此受报复，被处凌迟刑。执行此凌迟刑时，刘瑾的身体被割成无数小块，据仁井田升的统计，被割次数不少于4700次，而且每割一刀，同时鞭打一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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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作为一种死刑的执行方法，很可能是“蛮族”部落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史料记载，在公元907—1123年统治中国北部的辽代，生活着一些通古斯人部落群体，最早的凌迟刑即从通古斯人部落中产生。而通古斯人正是建立清帝国的满族人的先祖。据关于辽代历史的典籍记载，辽代统治时期，境内至少发生过六次反对中央政府的暴乱，最后，暴乱的首领都被凌迟处死。[25]显然，这种刑罚从辽传到了当时在南方的宋帝国，在宋的历史文献里，1028、1075年及后来一段时间，先后出现过数次关于凌迟刑的记录。[26]凌迟刑作为死刑的法外等次，在宋代不过偶然被采用。只是在元代和明代，凌迟刑才被合法化。清承明制，也保留了凌迟刑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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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是一个语言学上很特别的术语，而“凌迟”刑源于辽人这一事实有力地表明，这个词是从辽人的语言中借来的。沈家本试图将作为刑罚手段的“凌迟”与古代“陵迟”一词相联系（在中文里，“凌”与“陵”的写法稍有区别），但其解释难以令人信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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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附设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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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讨论了法定正刑：“五刑”。除了法定正刑之外，还有几种附设刑或替代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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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枷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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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是一种用很重的木材制成的矩形刑具，中有圆孔。犯人被枷号时，将枷套在犯人的颈脖上；矩形的长边顺着犯人的前后走向，矩形的短边则顺着犯人的左右走向。犯人戴上枷以后，双手再也触摸不到自己的头脸。枷号常附于法定正刑“五刑”之上，枷号的时间定为若干天、几个月或者在极个别情况下几年。是否附加枷号，或者枷号多长时间，多由法律规定。例如，盗贼第二次又犯窃盗罪，依据所盗赃物数量，应处杖六十；但与此同时，作为累犯，还必须附加枷号20日。另一方面，在特定情况下，司法机关可自行决定在通常处罚之外对于某些罪犯施行枷号，不论法律条文是否有此规定。本书所引案例中即有几个例证（第29.1案、第31.2案、第106.1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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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八旗军人（包括满人八旗、蒙古八旗及汉人八旗）来说，枷号已不仅仅是一种附加刑。八旗军人犯徒刑、流刑及军流刑罚时，可以用枷号刑替代其所判正刑。例如，八旗军人犯罪被判处徒一年刑，依据法律，犯人可枷号20天，不再施以徒刑；再如，八旗军人被处军流烟瘴刑，但可不实际执行该刑罚，而以枷号90天替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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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一词最初是表示一种农业工具。作为一种限制囚犯的器具名称（在使用方式上，类似于镣铐），最早见于一份有关公元4世纪前半期的典籍中。在公元563年的《北周法典》中，“枷”首次成为法定刑具的名称。此时“枷”的使用，既是为了限制罪犯的活动，同时也具有惩罚罪犯的目的。北周之后，枷一直作为限制罪犯活动的刑具。但在清代，情况有所变化，枷的主要功能转变为惩罚性。枷作为惩罚性刑具，其重量由法律确定，各地司法机关不得随意变动。但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法律关于枷的重量的规定却有过变化。1740年的《大清律例》规定枷的重量是25斤，而在1812和1814年，枷的法定重量则增至3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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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刺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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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开始时，我们就已谈到，刺字是古代五种主要刑罚的一种（当时刺字被称作“墨”）。公元前167年，刺字刑以及其他肉刑一并被废除。在此之后，包括在长达4个世纪的大分裂时期中，刺字刑很少采用。隋、唐两代，刺字刑停止使用。但大约从公元940年开始，刺字刑又死灰复燃，对某些被处流刑的罪犯施以刺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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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对于强盗、发冢、流囚逃脱被执等罪犯，通常均施以刺字刑。初犯者，于其右前臂刺字（有时用汉文，有时用满文，有时则同时用汉、满两种文字）。再犯则于其左前臂刺字。第三次犯罪和第四次犯罪，则分别在脸部的右边和左边刺字。在特定情形下，例如遇全国大赦，或罪犯本人立功等，法律特许已被刺字的人将所刺的字迹除去，从而恢复其普通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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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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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打，作为与棍刑同时并施的刑罚，或者作为棍刑的替代刑，初见于公元503年的梁朝法典，后来许多朝代的法典也列入鞭刑。[31]在清代，旗人犯罪被处笞、杖刑时，允许以鞭刑替代。其执行量以法定笞、杖刑量为准，即若被处笞二十，即代之以鞭二十；若被处杖八十，即代之以鞭八十。但尽管如此，鞭刑在清代仍不属于法定刑种。本书所译第97.1案涉及鞭刑的不当使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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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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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帝国建立之前的前帝国时期，就已出现“枭示”这一术语。在清代，枭示作为一种附加刑被保留，主要适用于某些重大犯罪，尤其是土匪、叛乱等犯罪。执行枭示刑时，将被处斩刑或凌迟刑的罪犯尸体上的头颅取下，装入一个木匣子，并将木匣子放在行刑地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示众，示众的日期一般为几天或几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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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拷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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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准许在一定限度内使用拷打方法，以对付拒绝认罪的嫌疑犯。如果司法机关认为确实需要，还可以对间接嫌疑犯以及证人实施拷讯。只要主持拷讯的官吏依据法律进行拷讯，即使将被拷讯者拷打致死，主管官吏也可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但如果主管官吏挟私嫌拷打无辜民人，并将其致死者，依据法律，主管官吏要被处以斩监候刑；如果仅将其致伤，主管官吏应受的刑罚与斗殴好人致伤者应受的处罚同。另外，实施拷讯，必须符合法律所限定的条件。拧耳朵、击打脸部、迫跪、用木制械具挤压手指及脚踝等，都不得超出法律所规定的限度。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有时还出现一些其他类型的法外拷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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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清代有关司法拷讯规定的严格性在某些方面不及唐代。《唐律疏议》规定：拷讯囚犯，在连续60天范围之内，拷讯次数不得超过三次，拷打总数不得超过200（《大清律例》中略去此条）。《唐律疏议》还规定，上述限数，仅适用于被控应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囚犯。如果囚犯被控的犯罪仅处笞、杖刑，那么，拷打囚犯的总数不得超过应处笞、杖刑的数。[33]与其不同，《清史稿·刑法志》称，在清代，拷打囚犯，每日不得超过30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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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刑制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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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40年《大清律例》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刑制具有显著的仿古性、象征性、唯名性（存其名而失其实）特征。在流刑制度中，仿古性特征已有充分体现；另外，为保持不同种类流刑之间的象征性区别，流刑制度本身已陷入极为复杂、极为混乱的状况（尤其表现在普通流刑与军流刑在流放里数的重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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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流”这一术语本身就已具有唯名性特点。军流刑曾经与军事活动有所联系，但此时它已不再含有军事意义，而在实质上与普通流刑无异。另外，在清代，笞、杖刑的实际执行量与前代同一等次笞、杖刑的实际执行量相比，已大为减少。但为保持名义上的连续性，清代法典所规定每一等次的笞、杖刑执行量，仍与传统的规定相一致。清承明制，在编纂清代法典时，也参照《大明律》。《大明律》所定“绞”与“斩”两种死刑，为清代沿用。在具体执行上，清代又将“绞”与“斩”两种死刑各分为“绞监候”“绞立决”“斩监候”“斩立决”。为保持律文的连续性，《大清律例》并未将清代在执行方式上的创新明确写入正式律文，而只是以官注的方式，将“监候”等执行方式说明用小字夹排入律文之中。而这种“小字官注”对于案件的处理，又具有实质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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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代法律相比，清代法律的残暴和严苛性稍逊一筹，但是，清代的立法者却宁愿原封不动地保留旧的严酷的法律条款，这不但表明了典型的中国人尊重传统的态度，而且也表明了他们的这样一种企望，即以刑罚条款中严厉可怖的字眼，令违法者望而却步。强调刑法的威慑功能，这是古代法家所竭力倡导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清代，“绞刑”常转换为“流刑”，“军流刑”实际上只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处罚方式，而“杖一百”的实际执行量已减少为四十。名实分离，名义上保留法律的严酷性，实际执行中则稍作变动，减轻处理，这正表明清代立法者对于古代威慑主义刑罚原则的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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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所主张的威慑主义刑罚原则在某些常用刑罚手段上，也有所体现。比如，流刑强行将受刑者与其家族相分离；这种刑罚并没有提供使被流者能够重新做人的改过办法。再如，枷号刑［与西方的足枷刑（Stocks）相类似］设立的本意在于一定程度上宽恕罪犯，同时起到恐吓进一步犯罪的作用。但立法者似乎忽略了这一事实，即：枷号刑本身并不具备改造罪犯的功能。对强盗处以刺字刑，以示警于世人；但刺字的结果，又使罪犯终身区别于普通人，从而堵绝了他们的自新之路。[34]所有这些刑罚方法的确立，从其指导思想看来，似乎都与法家理论有渊源关系。在法家看来，人类作为一种自私自利的动物，必然趋利避害；而阻止他们犯罪的只有恐吓与威慑，别无他途。法家这一观点与儒家思想针锋相对。儒家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因此，对他们应以道德教化为先。这是儒、法两家在对于法律制度的功能评价方面的基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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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借助于一些彼此关联、等级分明和排列整齐的事物、概念和象征来解释宇宙及世间万物。上文我们已提到，金、木、水、火、土这五种自然物名称，被中国人串联相贯，形成著名的五行学说，并成为中国人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法律制度方面，中国人创造了一个阶梯性刑罚体系：自最轻的刑罚笞十开始，逐步加重，直到最重刑——凌迟处死。这一阶梯性刑罚体系的存在，使得社会对于人们行为的道德水平能够进行精确的量的评价；同时，它也使国家能够对于各种犯罪行为——从最轻微的犯罪到最严重的犯罪——采取极为精确的处罚手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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