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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参见邓嗣禹，《西方考试制度所受中国的影响》（“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7∶267—312，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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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见《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6∶54—58，18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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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这种迷信观念是现实主义短篇小说《药》的基础，该小说的作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鲁迅（1881—1936）。小说描写一对夫妇竭尽全力挽救患结核病的小儿子，他们从专门在刑场收集人血的人那儿获得蘸血的馒头，并让他们患病的儿子吃下这种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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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论述上述变革时所常常援引的梅耶的《中国近代刑法导论》（Introduction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n China）一书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该书中我们所选择介绍的上述三种见闻更是该书中的精华，因为它们基本具备准确性、客观性及记载的详实性。19世纪关于中国的大量论著中，约翰·亨利·格雷（John Henry Gray）的《中国：法律、风俗与习惯的历史》（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2 Vols., London，1878）一书关于司法程序及刑罚的描述尤为出色。这一研究中很多精彩的论断都以作者的亲身感受为根据，但同时，它也有一些错误和不足。第一批记述中国监狱和司法程序的欧洲人有：葡萄牙商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基于他1549—1552年间在中国华南的经历，大部分时间他被囚禁在中国监狱里；葡萄牙人克路士（Friar Gaspar da Gruz），主要基于伯来拉的记述，部分基于1556年他个人在中国广东的短暂经历；二人的记述虽然简短，但包含了许多准确的观察，也展现了惊人的客观。C·R·博克舍，主编，《十六世纪中国华南行纪》，第17—25页以及第175—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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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170269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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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第四章 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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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诉制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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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以设在北京的清帝国的刑部为中心展开论述。本书所收集的190个案件都来自刑部，因此，详细了解刑部的机构及工作程序，有助于我们对这些案件的深入分析。首先，我们来看看各类案件如何由地方司法机关转到刑部。本书第一章曾就中国法律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过讨论，其中某些观点有助于对案件上转刑部的程序进行分析。这些观点包括：中华帝国的司法体制如同其政治体制一样，具有高度集权化特点；没有私人法律职业者；所有的案件最初都由基层行政机构——州或县处理（在京城及边疆除外），而州、县长官很少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他们处理各类案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行政事务来对待；州、县官未受法律训练，因此，他们不得不私下雇用一些通晓法律的人帮助他们；按照法律规定，除了轻微案件，州、县应将所处理的案件报上级机构，某些案件要一直上报给皇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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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前期（本书所辑案件多发生于这一时期），帝国的统治机构分为四级。这四级机构包括（为简明起见，某些不重要的行政机构于此省略）：第一级，大约1300个县和150个州。第二级，180个左右的府。第三级，18个省；每一个省皆设有一个行政长官——巡抚，也设有级别较高的总督，或者同时设巡抚和总督（有些总督兼管两个省，而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巡抚）。另外，在东北的三个省，每一省设一名军事长官；在帝国版图北部和西北部的边疆地区，也各设一名军事长官，统领当地的一切事务。第四级，设在北京的帝国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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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统治机构内部，实行高度集权化的统辖原则。所有的官吏，包括品级最低的县级官吏，都同属于一个行政系统；对于这些官吏的任命权及控制权，均由北京的中央政府掌握。政府定期举行县级、省级及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大多数官吏都是通过各级考试而取得官吏身份的。科举考试向社会公开，所有受过教育的成年男子均可参加考试。[2]考试的内容主要限于人文学和孔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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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的品位分作九个等级，号称九品。每一个品位又分作两个等次，故总共有十八个等次的官位。每一品位的官员享有固定的俸禄，同时，还附有固定的穿戴服式。官员在供职期间的所有行为，都由上级机关详细记载，并细心地区分其政绩和劣迹。这些记载官员政绩的文字档案直接决定了该官员职位的升降。劣迹多者，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包括一定期间内停止俸禄，降低原有品位；劣迹昭著者，还可能被革除官爵，削职为民。关于这一官僚体制，历来多有溢美之词。一般认为，这一官僚体制的历史发端可上溯至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之时，甚至还要更早些。对于这一官僚体制的主要缺陷，我们在前一章第十一节已提及，那就是，它为各级官员所提供的俸禄严重不足，从而迫使大多数官员，包括那些正直的官员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搜刮钱财，以补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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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体制方面，除了轻微案件，所有较大的案件都必须逐级上报；另一方面，民众个人不服判决，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根据常规，对于案件的侦查及初审，都由州、县衙门主持。但是，由州、县官做出终审判决并执行刑罚的，只限于处以笞、杖刑的案子。州、县官还必须将这些由他们直接处理的笞、杖刑案件定期汇总上报。对于笞、杖刑以上的案件，州、县官经过初审后，只能做出一个建议性的处理意见，再上报府。在司法体制上，府只起到将州、县报来的案件转报到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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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由州、县经府上报至省，由省一级专门执掌司法权的按察使受理。省一级的最高机构一般有3—4个，按察使司属于其中之一。按察使的地位较总督和巡抚要低，但从职能上说，按察使分管司法，直接向设在北京的刑部负责。案件转移到按察使司，同时，案件中的被告及证人也从案件原发生地解到省城。如果案件经按察使审理后仍不能断案而需上报刑部的，当事人也应一同解送京城。但实际上，由于路途遥远，解送当事人进京的情况发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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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察使对案件的处理意见，须经总督或巡抚的批准。总督或巡抚将这些案件及处理意见汇集，定期向刑部报告。所有更严重的案件，包括虽然只可能处以徒刑但涉及杀人的案件，总督或巡抚应在接到案件及处理意见之后，随即向刑部转报。对于各省转来的案件，刑部经再次审理，做出最后判决。但对于死刑案件，刑部在做出判决后，还需上报“三法司”，再由“三法司”上呈皇帝，由皇帝本人批准，此时，该死刑判决才正式生效。整个司法体制的运作状况，可以归纳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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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表格较为简略，实际情况远比它复杂。例如，在处理死刑案件过程中，刑部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级，行使复审权，同时，也是三法司机构的成员之一，共同行使最终判决权。同样，如我们在下一节里要谈到的，送达刑部的案件在终审判决之前，于刑部内部还要经过若干程序。官吏犯罪，即使仅处以笞、杖刑，也必须上报皇帝，待皇帝批准后方可执行。[3]比照类推案件（参见本书第一篇第六章第三节），无论所定刑罚轻重，都必须报请刑部核准。当然，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即作为轻微案件送呈刑部的笞、杖刑判决案，同时也涉及更严厉的刑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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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案件由州、县逐级上报，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期限长短，视该案件的轻重程度而定。例如，在直隶（北京所在的省）发生普通死刑案，应在六个月之内，将该案件由案发地所在的县，报至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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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月的时间分配为：由州、县报至府，三个月；由府至按察使司，一个月；由按察使司至总督或巡抚，一个月；由督抚至刑部，一个月。但实际上，这些期限经常被打破。《清史稿·刑法志》谈及审判期限时，即称：“然例虽严，而巧于规避者，盖自若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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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一旦成立，即进入诉讼程序。除极个别情况之外，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不得撤销。如果处理案件的官员与案件当事人，包括受害者和被告，有某种特殊关系时，该官员可能会失去对案件的处理资格。这种特殊关系包括：当事人系其亲戚、过去的老师或上司等。据下面就要引用的例规定，官员因与案件当事人有特殊关系而失去对该案件的处理资格时，该案件应移转另一城市（一般为相邻城市），由该行政区域内与原审判机构具有相同审级的机构处理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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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情况，当事人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而该机关不受理，或者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所作的处理意见不满意，他们可以向上级司法机关提起控告，或者表示反对原处理意见。这种情况说不上普遍，但却时常发生。本书所辑案例中，有两件属于这一类型。某些案件逐层上控，甚至送到皇帝面前。不过，上控的事情不常发生，而且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上控者如果在上控之前没有完成所有的司法程序，或者其指控被发现有不实之词都要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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笞、杖刑案件，通常由州、县做出终审判决并执行。但如果被告提起上诉，对该判决的执行即应自动停止，直至上诉有了结果。对于这一点，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情形却似乎如此。当然，对于笞、杖刑案件，历来很少有人提起上诉。官吏犯罪，即使被处以笞、杖刑，在行刑之前，也得经过皇帝御准，所以他们恐怕是最愿意提出上诉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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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在处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程序方面，虽然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至少在州、县审级上，二者几乎没有差别。实际上，法律没有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二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而是笼统地从刑事方面看待和处理这两个方面。尽管如此，州、县官从实用性、便利性考虑，常常对不同案件予以区别对待。民众个人之间涉及婚姻、土地所有权、债务等方面的案件与涉及杀人、伤害、抢劫等方面的案件，在处理程序方面就有明显区别。对于后一类案件，不论被害人是否提起诉讼，地方政府都要立案侦查、审断。这一点，显然与前一类案件不同。在本书附录中我们列出了清朝的法定停刑日期。除了重大紧急情况，每年的农历一月、六月、十月以及每月的初一、初二两天，停止一切案件的审断程序；一些法定的假日和节日也同样停止审断案件。总计法定停刑日每年达五个月以上。另外，在农忙季节，即从农历四月至七月这一段时间，对于普通民事案件也停止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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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上转至省级政府后，大部分案件送到按察使司，但其中纯粹属于民事性质的案件则送至布政使司。在省级机构中，布政使与按察使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行政归属上，布政使受中央政府户部直接领导（而按察使则属于中央政府刑部），但布政使处理民事案件，则无须征求户部的意见。显然，这一类案件的处理程序与其他案件的处理程序明显不同。刑案经按察使处理后，其中的一大部分尚须上报中央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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