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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仅照“拴系不如法、因而杀人”律，准过失杀、收赎，固属轻纵。［根据《大清律例》，过失杀人收赎，应缴纳赎银十二两四钱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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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比照“牧养官马损失、罪止满徒”律，加等拟流，尚不足以示惩儆。应将德泰枷号两个月，发吉林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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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务府的奏折，已对德泰给予法定刑内最重的处罚。为了使这种处罚更具有合法性，本案判决舍弃了《大清律例·兵律·畜产踢咬人》律，而是以《大清律例·兵律·牧养畜产不如法》律为根据。从情节上看，本案适用前一律条更加准确；因为后一律条适用于“人杀畜”，前一律条适用于“畜杀人”。显然，本案正是看管有误，致使畜类杀伤人。更有甚者，宗人府比照“牧养畜产不如法”律犹嫌不足，于其最高刑——满徒，即杖一百、徒三年刑上量加一等。从“牧养畜产不如法”律的内容来看，处以最高刑——杖一百、徒三年者，必须具有因牧养不如法、致死至少72匹马的严重情节[3]。但本案显然无此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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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旨：加恩，免其发遣。著枷号两个月等因。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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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宗人府确定给予德泰最重处罚之后，皇帝又颁发加恩诏旨（从姓名来看，德泰应是满族人）？为什么对于看守虎城的副职官吏未作任何处理？按常例，对于副职官吏也作处罚，而且其处罚结果也应在案例报告中说明。为什么没有提及被逃脱之虎所啮的人的身份、姓名？虽然原案件报告并未回答这一问题，但我们可以推断：如果被虎所啮者是一位要人，他的名字就会被提到，此案的最后判决也将不同。另外，既然皇帝颁布圣旨，刑部的判决也只能是一种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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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畜产踢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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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道光元年（1821年）奉天司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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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一二，《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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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将军咨：旗丁司帼安与磬保争夺丢失马匹，致磬保被马拉踢身死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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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律载：马牛触牴踢人，若故放、令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又，斗杀者，绞监候各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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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司帼安误认磬保圈内拴系马驹为伊家丢失马驹，欲牵拉报官。磬保不依，彼此争夺。司帼安见马驹跳跃，起意纵放，冀图跑至伊家。随即松手，向马驹恐吓讵。磬保将缰绳在腰间系扣，以致马驹惊跑，将磬保踢拉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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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将军声明：司帼安或照“故放马、牛杀人律”拟流，抑或照“斗杀律”，拟绞［监候］。听候部议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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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司帼安与磬保仅止争夺马驹，并非与磬保斗殴。迨磬保被马驹踢拉致毙，已在该犯松手纵放之后。且原止冀图马驹跑至伊家，尤与互斗不同。自未便科以斗殴杀人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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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犯既见马驹跳跃，故行纵放、恐吓，以致马驹跑走，拉踢磬保身死。虽据供，不知磬保将缰绳在腰间系扣，而磬保之死，究由该犯纵放马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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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司将司帼安依“马、牛触牴踢人、若故放令杀人者、减殴杀一等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尚属允协，应请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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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道光二年（1822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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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一二，《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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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抚咨：吴保娃因赶骡驮炭，与文黄氏撞遇。路途狭窄，文黄氏雇工刘世潮喊令让避。该犯仍驱策前进，以致踢毙人命。［案件报告并未说明究竟谁被骡子踢死，但联系上下文并考虑实际情形，似应是刘世潮被踢死。一方面，通常情形下，雇工应走在主人的前面，应该是走在前面的人首先遭受骡子踢打；另一方面，如果是文黄氏被踢死，案件报告应作专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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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将吴保娃比照“畜主故放令杀人、减斗杀一等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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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吴保娃并未“故放”骡子，而仅仅是在遭刘世潮喊令让避后，没有停车，继续行进，因而致人死亡。正因如此，对吴保娃的判决，只是比照“畜主故放令杀人、减斗杀一等律”，而不是以该律为直接根据。另外，吴保娃是一名烧炭工，而文黄氏是一名雇主，二者的社会地位显然颇有差距。如果上述推论正确，那么它就能很好地解释本案中这样一件事实：在吴保娃与文黄氏狭路相逢时，后者有权要求前者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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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节法律（《大清律例·兵律·激变良民》，布莱译本no. 924）规定：行政官吏因其“失于抚字”或“非法行事”，导致良民反叛者，处斩监候刑。而该律之下另一例又规定：普通民人（非官吏）煽动、唆使良民造反，亦处以重刑。《刑案汇览》收入激变良民类案例共17个，其中多数属于后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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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其他一些法律条款一样，帝国政府制定此条法律，反映出统治者对民众暴乱的担心，因而希望通过这类条款的规定紧密控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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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清律例·兵律·牧养畜产不如法》规定：“凡牧养官马、牛、驼、骡、驴、羊，并以一百头为率。若死者、损者、失者，各从实开报死者，即时将皮张、鬃尾入官，牛斤角、皮张亦入官。其牧长、牧副每一头各笞三十，每三头加一等；过杖一百，每十头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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