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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陈朝宗因贫难度，诱陈朝秀跌赌输赢。因陈朝秀无钱偿还，勒令将田作抵，写立票据，至期未还。陈朝宗往向逼索，陈朝秀央缓。陈朝宗以如不还钱、欲归田亩之言恐吓。陈朝秀之父陈胜德闻知，即将陈朝秀斥詈，欲殴。陈朝秀被逼情急，投缳殒命。该抚将陈朝宗比照“凶恶棍徒例”，拟军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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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陈朝宗因陈朝秀懦弱，局赌赢钱，勒田作抵，逼欠殴詈。洵如钧谕“与诬作逼毙人命之案、情节可恶相等”。惟查诬诈逼毙人命之案，惟诬良为窃、并蠹役诈赃及诬告人因而致毙人命者，均拟缳首；如“常人索诈逼毙人命”例，无拟绞明文。［很奇怪，“恐吓取财”律并未规定若恐吓致人自杀给以何种处罚。中国古代的立法者们很注意将某种行为的各种可能的结果全部列举，而“恐吓取财”律恰恰有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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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陈朝宗虽经诱引赌博，而检阅尸格，陈朝秀年已三十，并非幼稚无知。其听从赌博输钱，亦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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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该抚因陈朝宗先曾犯窃、犯奸、复诱赌逼命。将陈朝宗比照“棍徒例”，拟军。似已无可再加，只好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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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嘉庆八年（1803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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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一九，《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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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司：此案，晏证因黎薛氏之媳谢氏被姑詈骂，自缢；未经报官。晏证起意，向黎薛氏房主卜居氏勒诈，不遂；逼令黎薛氏报官相验，希图卜居氏拖累泄忿。黎薛氏央邻人陈三桂，许钱二千四文［约合2.4两银］。晏证勒要现钱，逼令向卜居氏借给，致黎薛氏投河，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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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晏证向卜居氏勒诈，如卜居氏被诈自尽，即应将晏证比照“蠹役吓诈毙命例”，拟绞［监候］。［在第43.1案中，我们已说明，“恐吓取财”律中，并无普通人因恐吓致他人自杀的特殊规定。本案判决比照“蠹役吓诈毙命例”，其原因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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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死之黎薛氏并非被晏证索诈之人。其轻生非所意料。该抚将晏证照“棍徒扰害例”拟军，情罪相符，应请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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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本案处理的文字记录中，只字未提对谢氏自杀一案的处理。应该看到，谢氏自杀是引起晏证勒逼、致令黎薛氏自杀的最初原因。之所以没有追究谢氏自杀案，其原因可能是导致谢氏自杀的黎薛氏也已身亡。另外，在中国古代，婆婆殴骂媳妇致令后者自尽的事件时有发生，但《大清律例》没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婆婆应负何种法律责任。而与此同时，《大清律例·刑律·威逼人致死》却规定：媳妇不尽孝道，致令婆婆自尽，处绞监候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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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道光八年（1828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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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一九，《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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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抚咨：僧义和因伊佃户裴鸭子挖取唐云龙坟砖，向李昌富捏称系自己墙砖。李昌富误信承买砌路。僧义和起意冒认系伊师祖坟砖，勾串裴鸭子，向李昌富讹诈、得钱。嗣经看管唐云龙坟墓之王应宗查知，欲控时，裴鸭子向伊索分钱文。该犯复向裴鸭子恐吓，以致裴鸭子服卤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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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省因例内并无勾串讹诈、致同伙之一自尽治罪明文，将僧义和比照“棍徒扰害、拟军例”上，量减，拟徒。［比照该条例，而不是直接根据该条例，则允许减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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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僧义和知李昌富有钱、畏事，辄欺其愚懦，串同裴鸭子讹诈，勒令李昌富代盖房间，索得赃钱，已属凶横扰害。复因裴鸭子向伊索分钱文，用言恐吓，致裴鸭子愁急自尽。该犯系僧人，不守清规，讹诈酿命，情凶势恶，未便量为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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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僧义和改照“凶恶棍徒、一时一事、情凶势恶例”，拟军。［同一条例，江苏巡抚主张比照该例而量减一等；刑部则认为应照该例拟军，不应减等。刑部所引“凶恶棍徒、一时一事、情凶势恶”文字，原是《大清律例》官注本关于该条例的一段释文（在关于《清律》的注释本中，注释例的情形极为少见）。显然，刑部采纳此段释文，是因为此段释文更有力地表明了法律对于本案罪犯的道德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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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诈欺官私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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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道光元年（1821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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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一九，《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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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抚咨：杨吉拐带王冠群银两逾贯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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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律载：拐带人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刺。《集解》云：携带人财物，乘便取去，曰“拐带”。是拐带与窃盗，迹相类而实不同，罪名亦有生死之别。诚以拐带财物虽亦系取非其有，惟究由事主付托，非人所致，不得与实犯窃盗同科。［“拐带”较“窃盗”，罪行稍轻。］故赃数逾贯，拟罪止于满流［即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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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对于律文的分析似乎不可思议。《大清律例·刑律·窃盗》律规定了窃盗计赃定罪的标准，最高处罚为赃满一百二十两银、绞监候；《刑律·诈欺官私取财》律规定：拐带财物罪，准窃盗论，但免除刺字刑。“窃盗律”规定，窃盗赃满一百二十两银，绞监候；“诈欺官私取财律”没有规定诈欺官私取财赃满一百二十两银时以流刑取代绞监候刑。但本案对律文的上述分析，却提出“赃数逾贯、拟罪止于满流”。解开这个疑团的关键在于明确“准”一词的含义。“诈欺官私取财律”规定：拐带人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在清代的法律术语中，“准”一词具有其特别含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四节讨论“准徒刑”时，已作详细说明，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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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有“准窃盗论”和“准枉法赃”等规定。这里的“准”是表示对于此种犯罪的处罚与“窃盗罪”或“枉法赃罪”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的严重程度尚未达到后者，因此在量刑的最高等级上，二者不一致。例如，窃盗罪与枉法赃罪最高刑达到绞监候，而“准窃盗论”和“准枉法赃”论的犯罪最高刑为满流，即流三千里。另外，与本案相关的拐带罪准窃盗论，也免除窃盗罪必须受到的刺字刑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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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杨吉与王冠群合雇船只，搭伴同回。嗣王冠群邀同船户上岸，索讨尾欠。将箱贮银两托杨吉代为照管，并将锁匙交付收执。杨吉起意，乘间开箱，取得八六兑纹银七百余两，藏放自己箱内。恐银少箱轻败露，用钱五千文装入王冠群箱内。越五日，捏称伊父在青浦病重，急须往视。携带银箱逃至扬州，在陈万顺行内买得高粱，雇船装赴上江售卖。旋被王冠群查知，将杨吉扭获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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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其情节，该犯本系商贩生理，本非积惯盗窃匪徒，且与王冠群素识相好。其乘便窃取王冠群箱贮银两，究由王冠群信任不当、妄托照管并将锁匙交付收执所致，与实犯偷窃者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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