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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对于律文的分析似乎不可思议。《大清律例·刑律·窃盗》律规定了窃盗计赃定罪的标准，最高处罚为赃满一百二十两银、绞监候；《刑律·诈欺官私取财》律规定：拐带财物罪，准窃盗论，但免除刺字刑。“窃盗律”规定，窃盗赃满一百二十两银，绞监候；“诈欺官私取财律”没有规定诈欺官私取财赃满一百二十两银时以流刑取代绞监候刑。但本案对律文的上述分析，却提出“赃数逾贯、拟罪止于满流”。解开这个疑团的关键在于明确“准”一词的含义。“诈欺官私取财律”规定：拐带人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在清代的法律术语中，“准”一词具有其特别含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四节讨论“准徒刑”时，已作详细说明，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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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有“准窃盗论”和“准枉法赃”等规定。这里的“准”是表示对于此种犯罪的处罚与“窃盗罪”或“枉法赃罪”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的严重程度尚未达到后者，因此在量刑的最高等级上，二者不一致。例如，窃盗罪与枉法赃罪最高刑达到绞监候，而“准窃盗论”和“准枉法赃”论的犯罪最高刑为满流，即流三千里。另外，与本案相关的拐带罪准窃盗论，也免除窃盗罪必须受到的刺字刑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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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杨吉与王冠群合雇船只，搭伴同回。嗣王冠群邀同船户上岸，索讨尾欠。将箱贮银两托杨吉代为照管，并将锁匙交付收执。杨吉起意，乘间开箱，取得八六兑纹银七百余两，藏放自己箱内。恐银少箱轻败露，用钱五千文装入王冠群箱内。越五日，捏称伊父在青浦病重，急须往视。携带银箱逃至扬州，在陈万顺行内买得高粱，雇船装赴上江售卖。旋被王冠群查知，将杨吉扭获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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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其情节，该犯本系商贩生理，本非积惯盗窃匪徒，且与王冠群素识相好。其乘便窃取王冠群箱贮银两，究由王冠群信任不当、妄托照管并将锁匙交付收执所致，与实犯偷窃者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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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抚将杨吉依“拐带人财物律”，计赃拟流、免刺，与律相符，亦与道光元年浙江省检举改流之张增受一案吻合，似可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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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略人略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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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道光二年（1822年）浙江司现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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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〇，《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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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城察院移送：王二因女五儿被夫休回，图得身价，卖给赵张氏为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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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女”或“义子”是指被自己生身父母之外的家庭出于善意的目的而收养为子女。在收养的家庭中，义女或义子不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参见第13.1案。在本案中，“义女”似乎是指一种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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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王二比照“略卖子孙为奴婢、杖八十”律，减一等；和卖又减一等，拟杖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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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判决，比照“略卖子孙为奴婢律”，且减等处罚，可能是因为王二售卖女儿，仅停留在筹划阶段，尚未具体实施。很明显，这种出卖亲生女儿为奴婢的事件，只能发生在极为贫穷的家庭里。从王二的姓名里，即可看出他的出身较为贫贱。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父权至上。父亲出卖儿女为奴婢，其处罚一般较轻。“略人略卖人”律规定，略卖子孙为奴婢，杖八十；但略卖弟、妹或其他卑亲属，则杖八十，徒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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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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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〇，《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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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抚咨：外结徒犯史发，将出嫁胞姊史氏和诱卖与黄松茂为妻，系降服大功。［姐妹在出嫁之前，与兄弟的服制关系为期亲。出嫁之后，与其兄弟则降服一等，为大功亲属关系。参见第61.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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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史发照“和卖良人为妻妾”本律，杖九十，徒二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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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刑律·略人略卖人》律第六款规定：将大功以下亲属卖给他人为奴婢者，依普通“和略法”治罪，也就是说，依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之间卖良为婢律治罪。本案史发与所卖史氏为大功亲，故前者出卖后者为妻，依“和卖良人为妻妾”律治罪，根本不考虑史发与史氏之间的亲属关系。在第45.1案的评论中，我已摘引了《大清律例》的一段律文：略卖弟、妹等，杖八十，徒二年。遍查该律全文，对于略卖未出嫁的姐姐应作何种处罚，则没有专门规定。因此，如果本案史氏并未出嫁，而其胞弟史发将其卖给他人为妻，对史发该作何种处罚，我们就不清楚了。应注意，未出嫁之史氏与其胞弟史发为期亲亲属关系，显然不能适用上文所引“略人略卖人”律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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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发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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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嘉庆十八年（1813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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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〇，《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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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抚咨：外结徒犯张富观误听伊妻病中谵语，疑系僵尸，将张维凝浮厝尸棺撬开棺盖，尚未见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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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观撬棺行为肯定在中途被人阻止。从姓名上推测，棺内死者张维凝与撬棺者张富观可能有亲戚关系。而张富观撬棺的目的在于动尸收魂——因为张富观相信，一定是棺内死者张维凝的尸魂纠缠住自己的妻子；只有让张维凝的尸魂回到其尸体之中，才能使自己的妻子从病中解脱。在中国古代，死者的棺材常常暂放在家中，以等待阴阳风水先生确定吉利的时间和地点，再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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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观应比照“盗未殡、未埋尸柩、未开棺椁”例，杖一百，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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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判决为比照“盗未殡、未埋尸柩、未开棺椁”例，因为案犯张富观只是部分地撬开棺盖，尚不足以将棺内尸体暴露在外。根据该条例，若打开棺盖，暴露尸体，案犯则要发边远（三千里）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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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道光四年（1824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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