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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道光六年（1826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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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九，《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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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抚题：王四等共殴杨大和、李宏怀身死一案。［第55.1案从另一角度讨论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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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例载：同谋共殴致毙二命、非一家者，原谋从一科断；如原谋在监病故，准其抵命，将下手应绞之犯一体减等，拟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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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条例，应参照“同谋共殴人”律，方可准确理解。“同谋共殴人”律规定：数人同谋共殴人致死者，直接造成致命伤的凶手处绞监候刑；最初策划者，不论是否参与殴打行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当然，若策划者又实施导致致命伤的行为，仍应加重处罚。（清代著名释律家沈之奇在其“评注”中对此条律文解释说，最初策划者的本意仅在于使受害者致伤；但后来因共殴人的行为，使受害者致死，因而超出了策划者最初意图。）结合“同谋共殴人”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本案所引条例。根据该条例，如果最初策划者（原谋）在监狱等候判决时病故，准允以其死亡顶替余人的死刑，即免除那些直接造成受害者致命伤的凶犯的死刑。被免除死刑的这些凶犯转而受到原应给予原谋者的刑罚：杖一百、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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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条例形成于近代［该条例制订于嘉庆六年（1801年）］，但其实质却根源于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宇宙论思想。该条例中有一个关键性词语：“抵命”。“抵命”的含义是：一个人的生命可作为另一个人的生命的替代或补偿。在该例条款当中，“抵命”一词似可自由解说，但在上引“准其抵命”一语中，其含义是确定无疑的。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和谐的秩序。人类的任何犯罪行为——尤其是杀人行为——都是对宇宙间和谐秩序的破坏。而要恢复宇宙的和谐秩序，只能通过对等性偿还的方式，才能达到——以命偿命，以眼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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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基本的要求相比较，具体的实行方式是次要的。因此，在有关的条例里面，最初策划者的死亡（哪怕是出于偶然）被认为抵消了受害者的死，其余直接致死受害者的下手之人，因此皆可免除他们原来应该受到的死刑。实际上，此一时期的对等性补偿原则已经变成一种高度象征性制度。例如，根据条例规定，直接致死受害者的凶手，仅处绞监候刑；而在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对此类凶手则处以绞刑。由于仅对凶手绞监候，而实际经过秋审之后，相当一部分凶手并不实际执行死刑，因此与被殴死的受害者相比较，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对等性补偿”。另外，在被致死的受害者是两名或两名以上时，如果直接策划者的死亡可导致免除直接凶手的死刑，那么，以一命对数命，这也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对等性补偿”要求。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本书第一篇第六章第三节已进行讨论。另外，在下一个案例中，我们也进一步涉及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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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王四与在逃之胡登科听从曾立方，纠邀殴打拦阻官荒割草之杨泳祚出气。该犯等各将杨大和、李宏怀戳伤身死。讯明李宏怀身受各伤，系在逃之胡登科下手伤重。杨大和身受各伤，系该犯王四下手伤重，应以王四拟抵。杨大和系杨泳祚之子，李宏怀系杨泳祚邻人，并非一家。该犯并无敛践约期情事，亦非械斗。自应照寻常“共殴”律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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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原谋曾立方在监患病，提禁病故。该省将王四依共殴案内“应拟绞抵人犯原谋监毙在狱、下手应绞之人减等拟流”例，问拟杖、流。［如果另一“下手伤重”案犯胡登科未出逃，他也可因曾立方在监病故而减死刑为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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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谋曾立方系“闻拿投首”，于流罪上减等，拟徒。业已病故，应毋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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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属允协，应请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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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立方在监病故，因而导致对王四由死刑减为流刑的处理；但曾立方向司法机关自首这一情节，并不对王四受何种刑罚产生任何影响。这正说明官府在处理王四案这一问题上，坚持“对等性补偿”原则。另外，从本案的文字记录方面看，刑部所重点考虑的是湖南巡抚的审判意见，而不是曾立方案犯的中途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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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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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九，《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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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抚题：蔡牛仔等共殴致毙袁戊受等十一命案内，正凶蔡四经、麦树欣各毙一命，余人蔡发仔、蔡虔复均各殴有重伤，先后在监、在保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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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例载：共殴案内下手、应拟绞抵人犯遇有原谋及共殴余人内有致死、重伤之人监毙在狱，与解审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将下手应绞之人减等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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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谋共殴致毙非一家三四命以上者，原谋照例按致死人数以次加等问拟；下手致死之犯均各照例拟抵。如原谋在监、在途病故及畏罪自尽者，下手之犯均各照例拟抵，不准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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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三四命以上之案，如殴有致死、重伤之余人在监、在途病故，应否准其抵命，将下手应绞之人减等拟流，例无明文。惟查一二命之案，余人病故、准其抵命，系与原谋病故、准其抵命同例。若殴毙致三四命以上，例内既载明原谋在监、在途病故、下手之犯均各拟抵、不准减等，则殴有重伤之余人在监、在途病故，事同一例，亦不应准其减等，以昭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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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蔡牛仔等殴毙袁戊受等十一命，虽非谋殴，情同械斗，即有共殴、足以致死。伤重之余人蔡发仔、蔡虔复二犯在监、在保病故，但共殴致毙已在三命以上，未便将下手应绞之蔡四经、麦树欣二犯率准减等。应请仍照该省所拟绞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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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屏去人服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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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直隶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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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三一，《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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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都统咨：何齐尔卜尼［蒙古族人］因那木萨赖［蒙古族人］在伊所管山内伐木，将其拿获、捆缚，脱去皮袄，复盖其身上；将其衣襟压住。称欲送究，并非欲其受冻。那木萨赖畏罪潜逃，在途［因未穿皮袄］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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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冻由于潜逃，死由自取。将何齐尔卜尼照“屏去人服食致死、拟绞”律，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此案刑部判决：照“屏去人服食致死”律，量减一等。从理论上说，既然“照”律，就不应改变原律所定刑罚；反过来，既然“量减一等”，就应“比照”原律，而不是“照”。只有这样，才能使“量减一等”的刑罚更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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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本案及下面两个案件时，刑部虽然引用“屏去人服食”律给案犯定罪，但又力图寻找理由，争取对案犯减等量刑。当然，即使是照原律所定刑罚量减一等，案犯所受刑罚也仍旧是非常重的。在中国古代，一旦在人命案件中涉嫌卷入，他就很难脱逃干系；即使与致死人命的犯罪行为仅有一些间接关系，他也很难免除某种法律责任。本书所辑第59.1案中因交通事故致死人命，对该案处理即体现了上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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