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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廖五虽屡被熊大才讹赊酒钱及抢取被褂，尚无逞凶情事。［何为“逞凶情事”，无论是上文所引“罪人拒捕”律，还是与其相关的“恐吓取财”律例，都未作明确的界定。只是在“恐吓取财”律附例的后半部有这样的说明：勒索案件中，无论是偶犯，还是屡犯，如果所涉钱财数量很少，都不属于“逞凶情事”。对于这一类犯罪，即勒索少量钱财，一般不按“恐吓取财”律中的“棍徒”处理，而是分别情形，依据各相关律例分别定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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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熊大才强拉邹英家牛只卖钱，并强奸彭王氏未成，均与廖五毫无干涉。该抚将该犯依“杀死凶恶棍徒”定拟，与例不符。惟熊大才抢取廖五褂被，本属抢夺罪人。［根据《大清律例·刑律·白昼抢夺》律，抢夺他人少量财物，且没有聚众及持凶器等情节，罪犯应处徒三年刑。显然，它比依据“恐吓取财”律对凶恶棍徒处军流刑的刑罚要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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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五系事主，纠同戴子耀等殴打泄忿，已将其按倒，尽可拘执送官，乃辄砍伤致毙，实属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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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五应改依“罪人已就拘执而擅杀、以斗杀论”律，拟绞监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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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刑部的最终判决与陕西巡抚原判决在量刑方面完全一样，都是绞监候刑。但刑部的最终判决却是在否定陕西巡抚原判决之后，经过对案情的分析，找到与本案情节更相吻合的法律条款后才慎重做出的。类似的情况，我们在第63.1案中已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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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认为，在杀死行凶侵扰之人的案件中，该行凶、侵扰之人是否“棍徒”，其确定标准是：该行凶、侵扰者的屡次行凶、侵扰行为必须都是针对该杀人者所为。如果该行凶、侵扰行为是针对数人，而此数人之中的一人将行凶、侵扰人杀死，那么，被杀人就不能被定作“凶恶棍徒”。但刑部的这一观点又与第92.1案的判决意见相违背。在第92.1案中，贵州巡抚确定被案犯周立让杀死的牟楹、牟位林二人为“凶恶棍徒”时，就明确提出一条附加证据：“牟楹、牟位林屡次讹诈李老大、向排子、周立让等，实属‘凶恶棍徒’。”这里，杀死牟楹、牟位林的是周立让，而在确定牟楹、牟位林是“凶恶棍徒”时，列出其讹诈李、向、周三人的理由，显然与上文所述刑部的观点不一致。另外，刑部的上述观点也与《大清律例·刑津·恐吓取财》律关于“凶恶棍徒”的解释不一致。根据“恐吓取财”律，“凶恶棍徒”是指其行为对于整体意义上的社会，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形成危害（可参见第2.1案及第3.1案）。当然，刑部可以这样来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恐吓取财”律关于“凶恶棍徒”的解释，其着眼点在于棍徒在广义的社会之中的作用；而其他附例关于“凶恶棍徒”的解释，其着眼点则在于棍徒与将其杀死的具体个人的关系。本案判决中，刑部对于两名当事人的行为细致研习，力图根据各自的行为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通过定罪量刑，谋求一种平衡关系。正如在第53.1案中已详细讨论过的，本案判决（不包括第92.1案）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观念：犯罪行为是对整个宇宙和谐的破坏；要恢复这种和谐，就必须通过惩罚罪犯来谋求一种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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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徒流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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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嘉庆二十年（1815年）湖广司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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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五七，《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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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将军咨遣犯王陇沅自行投回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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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例载：由死罪减为发遣盗犯在配脱逃，如有畏罪投回，准其从宽免死，仍发原配等语。［该例附于《大清律例·名例·犯罪自首》律（参见第8.1案）。如果罪犯脱逃之后未自首而是被重新抓获，那么，经过奏报皇帝批准，对于原犯强盗罪、该判死刑者，仍照原定死刑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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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强盗免死遣犯王陇沅于乾隆五十三年发遣吉林，赏给舒伦泰为奴。旋因脱逃，至嘉庆八年被获。恭遇恩诏，免其逃罪，仍交原主管束。因不安分，改发宁古塔，赏给马纳尔为奴。嗣于十八年调剂黑龙江遣犯案内，将该犯改回内地流三千里，酌发江苏省安置。［调剂遣犯一事，先后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进行（具体情况，可参见《刑案汇览》第六卷第四案以及第五十七卷第二十七案，这两个案子本书都未收译）。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调剂遣犯活动，其理由（一方面，是由于黑龙江与吉林二省天气寒冷；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南方省份日益增多的盗匪活动，相当数量的盗匪犯人被遣送出关，致使黑龙江、吉林两省盗匪聚集，需要重新调整分布）在嘉庆十七年的一份皇帝诏令中已作说明（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七百四十六）。根据调剂遣犯的有关规定，第一，今后发遣犯人，不再送往东北三省，而改发新疆；第二，已被发遣至东北三省的犯人中，一部分改发至其他地区。改发其他地区的遣犯中，包括犯强盗罪、被发遣至东北已逾二十年者。本案王陇沅就属于这一类应改发者。这些改发者，一般都改作流三千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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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犯即于是年十月未经调发之前复行脱逃。于二十年六月自行投回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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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犯脱逃共计二次。初次脱逃被获，系恭遇恩诏，免其逃罪。此次脱逃投回，与“免死遣犯脱逃、畏罪投回”之例相符，自应仍发江苏原配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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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将军将该犯照“流三千里人犯脱逃、改发充军”之处，系属错误，似应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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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的分析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案犯王陇沅第二次脱逃时，其身份已由原遣犯转变为被处流三千里刑的流犯。当然，王陇沅实际上还未被送往流放地点。吉林将军判处王犯充军刑，其依据是《大清律例·刑律·徒流人逃》律的附例。从量刑上看，吉林将军所判近边充军刑（二千里）较之刑部所定流三千里刑要重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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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除了表明自首减刑原则的实际运用之外，其关于发遣刑的具体内容并不改变这一事实，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本案的处理我们看到，不仅被判处死刑之后可减刑为发遣刑，而且一名遣犯居然能先后两次成功地脱逃且逃脱期长达15年以上（很可惜，我们不知道该遣犯在这15年的脱逃生涯中如何生活）。甚至在这名遣犯第二次脱逃归案后，只是被官府送往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江苏省（南京和上海都属于该省）服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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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主守不觉失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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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道光二年（1822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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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五八，《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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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督咨：监犯王端清越狱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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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王端清系伊父王可昌呈请发遣。［根据《大清律例·刑律·子孙违犯教令》律附例，若父亲去官府告其儿子屡次违犯教令，官府可应该父亲的要求，将其儿子发烟瘴地区充军。］中途脱逃、被获之犯事在大赦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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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犯亲王可昌已愿领回，罪应援免。例无“无罪之人越狱脱逃刑禁，作何治罪”明文。［罪犯遇大赦，即成为无罪之人。本案王端清畏罪脱逃，本应在其原有刑罚之上，加等处理，但因遇赦，即允许返家，而不作进一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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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禁卒范若昆等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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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刑律·徒流人逃》律规定：流刑犯在流放途中脱逃（根据脱逃的时间长短，给以处罚），罪止杖一百。“狱囚脱监及反狱在逃”律规定：囚犯自监狱脱逃，于其本罪上加二等处罚。本案案犯王端清先后两次，分别自监狱脱逃和在发遣途中脱逃，但其两次脱逃均发生于使其原判刑罚得以宽免的大赦之前。（刑部未提及大赦对其脱逃行为的影响，似乎说明，在刑部看来该脱逃罪并不能因大赦而得宽免。）但是，刑部为何称王犯脱逃之时已是“无罪之人”？为什么没有将王犯的脱逃行为本身看作是新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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