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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的民事与刑事案件都是以当事人或受害人的自诉为主，但诉权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是家族内子不得告父，二是各级贵族下级对上级的诉讼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本段铭文提及的第一个案件是牧牛因财物将其上司告上法庭。这个案件的过程铭文没有交待，但其结果已经十分明白：作为下级的牧牛不但没有赢得官司，反而因违反了关于“下不得告上”的规定而被迫发誓不再与其上司发生诉讼。但牧牛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告他的上级。这样他作为被告人被告到了伯扬父那里，案由就是他违背了自己不再与其上司打官司的誓言。这时官司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一件普通的民事官司变成了刑事官司。原来的民事官司反而变得不重要而没有被铭文记录下来，关于牧牛违背自己誓言的刑事案件的判决却被详细记录了下来。按规定，由于牧牛是一级官吏，所以他应该受到鞭一千下，并处以幭剭刑的惩罚，《尚书·舜典》即有“鞭作官刑”的记载。最后，他被从轻处罚：当场再次盟誓，表明不论大小事都再也不敢去找他的上司了，并用铜三百寽赎代鞭五百和墨刑。誓词还被书面记录下来，罚金也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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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周时期的一个案件，西周时期的诉讼制度也在案件中得到了反映。铭文中的“造”即为一法律用词，即“到”、“至”的意思，《尚书·吕刑》中有“两造具备”语，许多书籍认为“两造具备”即是原、被告都到场，这是不对的。孔传曰：“两，谓囚、证；造，至也。两至具备，则众狱官共听其入五刑之辞。”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对此作了更明确的解释，“两谓两人，谓囚与证也。凡竟狱，必有两人为敌，各言有辞理，或时两皆须证，则囚与证非徒两人而已。两人谓囚与证。不为两敌至者，将断其罪，必须得证两敌同时在官，不需待至且两人竟理或并皆为囚，各自须证，故以两为囚与证也。”(8)这里，“两造”被解释成为囚犯和证人两个方面。本案中作为被告的牧牛和作为证人的其他五个人都到场。即是所谓“两造具备”。《周礼·秋官·大司寇》载：“以两造禁民讼”；郑玄注：“造，至也；使讼者两至。”这也并非完全说是原、被告的关系，而应该是罪犯与证人双方必须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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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提及的人证等外，本段铭文共157字，其中“誓”共出现了7次，足见“誓”对案件和审理、定罪、量刑所起的重要作用，违背誓言因而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周礼·秋官司寇·条狼氏》就记载了违反不同的誓所应受到的惩罚：“凡誓，执鞭以趋于前，且命之。誓仆、右曰杀；誓驭曰车；誓大夫曰敢不关，鞭五百；誓师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杀；誓小史曰墨。”(9)本案中牧牛违誓，应鞭一千、施墨刑，与《周礼》所载基本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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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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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审判诉讼制度到周代已经基本成型。从中央到地方的审判机关已经建立，并有了专门的司法官吏，对民事与刑事诉讼已作基本的区分。告诉一般由受害人的自诉开始，但诉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子不能控告父亲，下级也不得与上级发生讼事，其他如奴隶告主、妻告夫等也在限制之列。诉讼双方还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诉讼费，以财物相告的民事案件要“入束矢”，即交纳一百支箭，而以罪名相告的刑事案件要“入钧金”，即交纳30斤铜做诉讼费。如果不交纳“束矢”、“钧金”则被认为自己已经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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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审判由司法官吏主持，罪犯和证人必须到场。但贵族官员享有“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特权，所以本案中另一重要当事人、牧牛的上司并没有到庭。审判时，口供是主要证据，同时注重盟誓、人证、书证、物证等证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制度。它基本上摒弃了夏、商两朝的神示证据，盟誓开始占据重要位置。周代的法律制度，有相当部分记载在《周礼》等典籍中，长期以来，这些典籍的真伪一直受到怀疑，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却与其有很大程度的吻合，由此可以看出它们的可信度还是非常大的，值得多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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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 [:170270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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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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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 [:170270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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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祀卫鼎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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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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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正月初吉庚戌，卫以邦君厉告于邢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父，曰厉曰：“余执共王恤工，于昭太室东逆，营二川。”曰：“余舍汝田五田。”正乃讯厉曰：“汝贾田否？”厉乃许，曰“余审贾田五田。”邢伯、定伯、伯、伯俗父乃构。使厉誓。乃令三有司：司徒邑人、司马人邦、司空陶矩、内史友寺刍，帅履裘卫厉田四田。乃舍宇于厥邑：厥朔疆逮厉田，厥东疆逮散田，厥南疆逮散田暨政父田，厥西疆逮厉田。邦君厉逮付裘卫田。厉叔子夙，厉有司季、庆癸、燹表、荆人敢、邢人倡屖。卫小子者其饗媵。卫用作朕文考宝鼎。卫期万年永宝用。惟王五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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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197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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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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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祀卫鼎”与“九年卫鼎”同时出土于陕西，为周共王时器。铭文所载案件大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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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卫把他和邦君厉交易土地的事呈告给邢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父。裘卫告诉邦君厉说：“我负责共王勤政的事，在昭王太室东北要经营管理两条河流”，又说：“我给你田地五百亩”。长官们便讯问邦厉君说：“你交换土地不交换？”“我确实要交换五百亩田。”邢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父便办成了这个契约，并让邦君厉宜誓。（五大臣）便命令三有司：司徒邑人、司马人邦、司空陶矩、内史友寺刍，带领着踏勘裘卫所交换得来的邦君厉的四百亩田地。于是给这块田邑定下了四至：北到厉的田，东到散的田，南到散的田和政父的田，西到厉的田。邦厉君到现场付给裘卫田。厉的少子凤，厉的管事们季、庆癸、燹表、荆人敢、邢人倡屖也来了。卫小子们举行了宴会并送了礼。裘卫用以做我父亲的鼎，还希望一万年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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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宜与前述“案例分析”部分的“九年卫鼎铭案”比较起来思考，它们之间有两个显著的区别：一是标的物不同，前述案例是山林地和物的交易，本案是田田交易；二是由于标的物的性质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交易程序。本案需要得到官方的认可并在官方的主持下进行，而前案则只要双方合意便可以达成契约，但也必须实地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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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 [:170270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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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曶鼎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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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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