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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判法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神判法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探求真理的迫切愿望，也是古代人类试图伸张正义、反对邪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当然也是唯心的判定是非的手段”(25)。传说我国最早的司法官皋陶判案就使用一种叫做解廌的神兽来判案，《论衡·是应》解释道：“一角之羊，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汉字“法”的古体字“灋”也包含着神判的含义。本案例用羊作判案的道具，应当也是受此启发的。夏商时期，更是神判法盛行的时期，尤其是商朝统治者，极端迷信，以甲骨卜辞作为定罪行罚的依据，商代甲骨文中留下了众多的关于司法的卜辞。西周审判时，已经开始注重证据，口供是主要证据，同时注重盟誓、人证、书证、物证等证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制度。它基本上摒弃了夏、商两朝神判法制中的神示证据，盟誓开始占据重要位置，从以神的意志为主要内容的神示证据到以人身作为担保的盟誓证据制度，这是一个证据制度史上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其盟誓明显地受着神判的影响，是以神的力量做后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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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早与儒家思想相对抗的学派。墨家的代表人是墨子，今存的《墨子》一书，是墨子本人及其门徒弟子的著述集。它基本反映了墨家思想，同时夹杂着儒、道等的观点。墨子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墨家的法律观也是以“兼爱”为核心并服务于其社会理想的。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个没有欺压、没有争夺、没有战争的和平社会，墨子在设定了一系列条件后，最后不得不以“神道设教”，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鬼神，这也正是《墨子》记载这则案例的原因。而由于神判法曾长期盛行，在人民中也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因而它必然会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我国十分风行的公案小说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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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习孔、田珏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远古至东汉》，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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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上古时代（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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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晋藩总主编，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1卷《夏商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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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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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记·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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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史记·仲尼弟子传》所附之南朝宋裴駰“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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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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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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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语·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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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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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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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晋藩总主编，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1卷《夏商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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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尚书·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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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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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尚书·吕刑》唐孔颖达《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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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史记·循吏传》所附之唐司马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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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左传·襄公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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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左传·定公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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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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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荀子·非二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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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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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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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晋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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