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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帝少年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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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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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时，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论杀防年父，防年因杀陈，依律，杀母以大逆论。帝疑之。武帝时年十二，为太子，在旁，帝遂问之。太子答曰：“夫‘继母如母’，明不及母，缘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与大逆论。”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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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刑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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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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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年间，百姓防年为报杀父之仇，杀死杀害自己父亲的继母。汉律规定：杀母以大逆论罪，廷尉据此判处防年大逆之罪，并上奏景帝。景帝颇感疑难，问及身旁年仅12岁的太子（也就是日后的汉武帝）刘彻。刘彻认为：所谓继母，毕竟不同于亲生母亲，只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比之于母。如今继母亲手杀死防年之父，其下手之时，母恩已绝，所以防年杀其罪与杀旁人同，不应判处大逆罪。景帝采纳了刘彻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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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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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条是杀继母与杀亲母均为大逆之罪，实际案情是继母杀亲父已绝（继）母子之情。所以对该行为不以杀母论处大逆，只应定为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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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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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可说是春秋决狱之先声，武帝在少年时代即显现出了其早熟的政治决断天赋以及对儒家思想的青睐。武帝继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与春秋决狱司法便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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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春秋决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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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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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董仲舒）论曰：臣愚一谓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与父而卒，君子愿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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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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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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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卷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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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诣北阙，自称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之吏民聚观者数万人。……京兆尹（雋）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据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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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雋不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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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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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乙与丙争吵打架，丙用佩刀刺乙，乙的儿子甲（见此情况）用棍子打丙，却误伤其父。对甲应如何处理？有人说对甲应该以殴父论罪。董仲舒认为：父子是至亲，儿子看见别人与父亲打架十分担心，（在情急之下）拿着棍子去帮忙，他并非有意要伤到父亲。《春秋》大义中有许止进药的故事，许止的父亲病了，许止给父亲喂药，父亲却死了。审案的君子原心定罪，赦免了许止死罪。甲并非法律上所谓殴父，不应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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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甲生了儿子乙，却将其送给丙收养，乙由丙扶养长大成人。有一天，甲因为酒喝醉了，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乙很生气，用棍子打了甲二十下。甲因为乙是他亲生，咽不下这口气，就去县官那里告乙殴父。董仲舒认为：甲对乙生而不养，父子之义已经断绝。甲不应被判殴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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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汉昭帝时，有人自称是卫太子，诣长安北门，造成混乱，群臣束手无策。这时京兆尹雋不疑赶到现场，将其逮捕下狱。其依据是《春秋》蒯聩的故事：定公十四年，卫灵公之世子蒯聩违抗父命，出奔宋，后来又奔晋；灵公立其孙蒯辄，是为出公；后来，蒯聩欲回国，遭蒯辄拒绝；而《春秋》以灵公无杀子之意，蒯聩不应出奔，故以蒯辄为是。雋不疑认为，在本案中，卫太子与蒯聩情况相似，即使诣北门者真是卫太子，也应论罪。于是将其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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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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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春秋决狱，也称春秋折狱、春秋决事、春秋断狱，是依据春秋经义与事例来辅助、补充制定法，比附定罪，解决疑难的刑事案件。董仲舒是春秋决狱的倡导者，他以当时的司法实践为素材，作《春秋决狱》232事。由于统治者对经学的推祟与董仲舒等人对司法实践的实际参与，使春秋决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流行于世的审判方式。君臣父子之义是《春秋》的最高纲领，春秋决狱的根本，就是用君臣父子之义去评判是非、决断善恶。春秋决狱是汉儒“通经致用”的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它往往以缜密而又符合人情的理念析理辨义、推本溯源，努力展现人们的动机、心理，强调“心”、“志”（主官动机、意图）的善恶。春秋决狱为一时之盛，史籍多有记载，可实际案例残留无几，散见于《通典》、《太平御览》等古籍中。春秋决狱不仅风行于两汉，到魏晋时遗风犹存，至唐，以“一准乎礼”的唐律之产生为标志，儒家经义全面完成了对成文法的改造，春秋决狱遂失去其原有的意义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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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依儒家教条，殴父乃大逆，汉律亦作殴父当枭首的规定，此处变经为权，比附许止进药，认为甲非律所谓殴父。与其牵强说是法律儒家化，倒不如说是依据人情对儒家经义教条化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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