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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律》将法定刑分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等数种；晋律定刑为五种：死、髡、赎、杂抵罪和罚金；《北魏律》定刑为六种：死、流、宫、徒、鞭、杖；《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死、流、徒、鞭、杖五刑，为隋唐以后死、流、徒、杖、笞的刑罚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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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文帝改革刑罚以来，宫刑兴废无常。北齐时，废除宫刑，从此宫刑不复作为一种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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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缘坐的范围得到了缩小。流刑也成为减死之刑，在正律中的地位得到固定。北周律分流刑为五等，隋唐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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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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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上，中央三省制形成，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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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初，尚书脱离少府而独立，称为“尚书台”。同时，皇帝又设有秘书作为侍从要职，称“秘书令”。魏文帝时，改秘书为中书。晋代侍中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于是成立了以侍中为主管长官的门下省，用以钳制中书省行使职权。这样，就形成了中书、尚书、门下三省并主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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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形成了州、郡、县的地方行政制度。魏承汉制，沿用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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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三公尚书、都官尚书及地方司法机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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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吴国的中央司法机关称大理，北周称秋官大司寇。北齐改廷尉为大理，并扩建其机构为大理寺。尚书台形成后，各时期尚书台之下均置有负责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狱的机构：曹魏承汉制，保留三公曹、二千石曹；晋初以三公尚书“掌刑狱”，武帝太康年间以吏部尚书取代之；南朝宋都官尚书“掌京师非违，兼掌刑狱”；北齐以尚书省六尚书分统列曹，其中殿中尚书统三公曹，“掌五时读时令，诸曹囚帐、断罪、赦日建金鸡等事”，都官尚书统比部曹，“掌诏书律令勾验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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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仍沿汉代旧制，司法权由县令、郡太守、州刺使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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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诉讼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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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起，开始限制未决犯告发犯罪。北齐时，禁止囚犯告诉；皇帝开始频繁直接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直诉作为制度形成于西晋，即不依诉讼等级直接诉于皇帝或钦差大臣，是诉讼中的特别上诉程序；死刑复核制度于魏时形成，从而使死刑决定权独归皇帝；上诉制度在曹魏时被限制，而晋代以后又允许上诉；曹魏、晋代，县令审判权受到限制，凡重囚，县审判后须报郡，由郡守派督邮案验。南朝宋改为将案卷及人犯一并送郡，经郡太守复审后方可执行，从而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妇女犯罪，行刑时适用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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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察机关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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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监察机关仍为御史台，但已从少府独立出来，成为皇帝直接掌握的独立监察机关。长官仍为御史中丞（北魏称御史中尉，南朝叫南司），职权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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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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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式违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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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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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式父终，丧服讫，议还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继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式自云：“父临终，母求去，父许诺。”于是制出母齐衰期。壶奏曰：“就如式父临终许诺，必也正名，依礼为无所据。若夫有命，须显七出之责，当存时弃之，无缘以绝义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临困谬乱，使去留自由者，此必为相要以非礼，则存亡无所得从，式宜正之以礼。魏颗父命不从其乱，陈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礼不从，《春秋》、《礼记》善之。并以妾媵，犹正以礼，况其母乎！式母于夫，生事奉终，非为既绝之妻。夫亡制服，不为无义之妇。自云守节，非为更嫁。离绝之断，在夫没之后。夫之既没，是其从子之日，而式以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无所容居，没无所托也。寄命于他人之门，埋尸于无名之冢。若式父亡后，母寻没于式家，必不以为出母明矣。许诺之命一耳，以为母于同居之时，至没前子之门而不以为母，此为制离绝于二居，裁出否于意断。离绝之断，非式而谁！假使二门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恋前子，求去求绝，非礼于后家，还反又非礼于前门，去不可去，还不可还，则为无寄之人也。式必内尽匡谏，外极防闲，不绝明矣。何至守不移于至亲，略情礼于假继乎！继母如母，圣人之教。式为国士，闰门之内犯礼违义，开辟未有，于父则无追亡之善，于母则无孝敬之道，存则去留自由，亡则合葬路人，可谓生事不以礼，死葬不以礼者也。亏损世教，不可以居人伦诠正之任。案侍中、司徒、临颍公组敷宣五教，实在任人，而含容违礼，曾不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晔，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弘，显执邦论，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礼正违，崇孝敬之教，并为不胜其任。请以见事免组、晔、弘官，大鸿胪削爵土，廷尉结罪。”疏奏，诏特原组等，式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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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卞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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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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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淮南郡中正王式有一继母，继母是在前夫逝世后，嫁给了王式的父亲。后来王式的父亲逝世，继母在服丧期满后，要回前夫家中。继母的前夫家中也有继子，对王式的继母奉养至终，后与前夫合葬。王式曾说，在其父亲临终之前，其继母曾请求回前夫家中，而王式的父亲已经答应。于是依礼制应当服“齐衰”之丧，即服丧一年。卞壶奏道：“即使王式父亲临终许诺，也必须确定名分，否则不合于礼。如果丈夫有许诺，就应当按照‘七出’的规定，在丈夫生前离婚，不能将已经绝义的妻子在家中依服制留养。如果王式的父亲因快要临终而出现谬乱，强留应有自由之身的继母，必然是以违背礼法之方法相要挟，则使得继母去留无所适从，而王式则正应当据礼纠正。魏颗虽有父命，但不从其乱，陈国乾昔欲以二婢子殉葬，但其子以其违背礼教而不遵从，《春秋》、《礼记》对这些行为大为赞赏。且对于小妾尚且正之以礼，何况是母亲呢。王式的继母对其丈夫生前奉养，并非是绝义之妻；在王式父亲逝世之后服制，不做无义之妇。其自己说这些都是为了守节，而非为了改嫁。离绝乃是在丈夫死亡之后。在丈夫死亡之后，继母应当从其子，但王式以之作为离婚的母亲对待，这是母亲因为儿子的原因离家（而非为了父亲的原因）。这使得王式的继母无所依托，寄命于他人之门，埋尸于无名之冢。如果王式的父亲死亡后，其继母死于王式家，就不能以出母对待。王式父亲的许诺就是从其继母在王式家同居之时起，到其在前夫家死亡之时止这段时间内，对其不以母亲对待，这就造成了因为主观原因致使两家离绝的情况。而造成离绝的，不是王式还有谁？如果两家之子都是这个继母所生，母亲想念前夫之子，请求离婚，对于后夫家为非礼；回前夫之家则又是非礼于前夫之家。去留之间则成为无所寄托之人。对于王式而言，则应当尽力挽留，使其继母不离才是明断。何必只对至亲之人守节，而忽略继母呢。继母就像母亲，这是圣人之教。王式作为国士，反而违反礼教，自古未有。这样做既对其父亲没有追亡之善，对其母亲也没有尽到孝敬之道。在其继母生前任其去留自由，在其继母死后则任其与他人合葬，这就是‘生事不以礼，死葬不以礼’。亏教伤情，不能担任中正之职。同时，本案中，侍中、司徒、临颍公组，应当宣扬教义，但是却包庇违背礼教之人而不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晔，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弘，主持邦论，朝野信任，却不能依礼正违，崇孝敬之教，同样不能胜任其职位。请免除组、晔、弘等三人的官职，大鸿胪削去爵士之位，交廷尉治罪。”后来皇帝下诏，免其他人之罪，但将王式交付乡邑清议，终身不再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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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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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礼融于法”的法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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