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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强兄弟谋反连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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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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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旧条疏，兄弟分后，廕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没。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详议。于是玄龄等复定议曰：“……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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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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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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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旧时法律，兄弟分家后，不再适用有关“荫”的规定，但适用连坐俱死，祖孙适用连坐配没。当时（唐太宗贞观年间）有同州人房强，弟弟在岷州任统军，因为谋反伏诛；按照当时的法律，房强应当因为缘坐处死。太宗录囚的时候得知此案，怜悯其将死，因此动容，于是对大臣们说：“因为风俗教化未能博施，所以如今仍然需要刑典。这不是庶人的过错，怎么能因此滥施重刑呢？这更显得君主不德。用刑之道，应当视情节之轻重，再加以刑罚。怎么能不察其原本而一概加以诛罚呢，这违反了恤刑而重人命的原则。而且反逆表现为两种：一是兴师动众；二是出恶言而犯法。这两者轻重有别，但是按照法律都要连坐处死，这使我心中不安。”于是让百官详议。房玄龄等人因此重新议论后上书：“如今应当规定，祖孙与兄弟缘坐，应当处以配流。其中，以恶言犯法但是没有造成危害的，犯罪情节较轻，兄弟免死，止于配流。”皇帝准许。自此，古代传承下来的死刑，除去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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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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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主要涉及了唐朝法律有关“十恶”的处罚以及“坐”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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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强之弟触犯谋反。‘谋反为唐朝“十恶”之一，是指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根据唐律的规定，触犯谋反大罪，要处以重刑。按照如此规定，房强之弟应当判处死刑，同时房强受株连，同样应当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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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唐太宗在审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出于对“德礼”及“恤刑”的考虑，认为房强兄弟不应连坐俱死，从而引发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变革。修改后的唐律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及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本案在当时并非大案，但却引起了司法上一次不小的改革，体现了司法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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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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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十恶的内容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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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恶”是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把“十恶”置于律首，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以增加法律的威慑力。《唐律·名例》疏议即载：“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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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的十恶(1)规定具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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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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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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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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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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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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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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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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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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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受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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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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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刑法中的“十恶”，源起于西汉。《唐律疏议》载：“事类有十，故称十恶。然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这就是说，西汉《九章律》中“不道、不敬”等犯罪，就是十恶的萌芽。及至曹魏统治时期，有关大逆不道、不敬之罪的立法继续沿袭下来，但比之汉朝有所改进和发展。《晋书·刑法志》载：“（魏律）改贼律，但以语言及犯宗庙陵园，谓之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到了晋朝，关于大逆不道的立法，又进一步缩小了处罚的范围。《晋律·刑法志》载：“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并强调加重对违反封建礼教的处罚。同时，张裴注晋律，对大逆不道、不敬等行为又在理论上加以阐述。后来到了齐律，出现了“重罪十条”，标志着“十恶”的初步形成。《隋书·刑法志》载：“北齐……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此重罪十条，都关系到君主的权力地位和封建政权的最高利益，所以封建刑律将此类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北周修订法律时，曾一度删去了“十条重罪”，“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但其实这只是从形式上取消了其名目。南朝梁、陈的法律基本上与北周相同。至隋朝开皇定律时，正式于法律上确立了“十恶”之目，“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2)唐朝关于十恶的立法，全部继承了隋朝的立法，“仍遵开皇，无所损益”(3)。由此可知，中国封建刑律中的十恶，起源于西汉，形成于北齐，至隋唐则发展到完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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