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05486
（1）关于十恶的内容及发展
1702705487
1702705488
“十恶”是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把“十恶”置于律首，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以增加法律的威慑力。《唐律·名例》疏议即载：“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1702705489
1702705490
唐律中的十恶(1)规定具体是：
1702705491
1702705492
（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1702705493
1702705494
（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1702705495
1702705496
（3）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1702705497
1702705498
（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1702705499
1702705500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的行为；
1702705501
1702705502
（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1702705503
1702705504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1702705505
1702705506
（8）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1702705507
1702705508
（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受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1702705509
1702705510
（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1702705511
1702705512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十恶”，源起于西汉。《唐律疏议》载：“事类有十，故称十恶。然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这就是说，西汉《九章律》中“不道、不敬”等犯罪，就是十恶的萌芽。及至曹魏统治时期，有关大逆不道、不敬之罪的立法继续沿袭下来，但比之汉朝有所改进和发展。《晋书·刑法志》载：“（魏律）改贼律，但以语言及犯宗庙陵园，谓之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到了晋朝，关于大逆不道的立法，又进一步缩小了处罚的范围。《晋律·刑法志》载：“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并强调加重对违反封建礼教的处罚。同时，张裴注晋律，对大逆不道、不敬等行为又在理论上加以阐述。后来到了齐律，出现了“重罪十条”，标志着“十恶”的初步形成。《隋书·刑法志》载：“北齐……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此重罪十条，都关系到君主的权力地位和封建政权的最高利益，所以封建刑律将此类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北周修订法律时，曾一度删去了“十条重罪”，“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但其实这只是从形式上取消了其名目。南朝梁、陈的法律基本上与北周相同。至隋朝开皇定律时，正式于法律上确立了“十恶”之目，“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2)唐朝关于十恶的立法，全部继承了隋朝的立法，“仍遵开皇，无所损益”(3)。由此可知，中国封建刑律中的十恶，起源于西汉，形成于北齐，至隋唐则发展到完备阶段。
1702705513
1702705514
比较隋唐时期的“十恶”与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可以看出，在隋唐时期，加重了对危害皇权统治行为的惩罚。北齐律中的“反逆”、“大逆”、“叛”，在唐律中修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所谓“将有逆心而有害于君父者”，就是指已产生反对皇帝的动机，而并不是已有反对皇帝的行动，就构成了犯罪，这样将犯罪行为的范围扩大到犯意的表示或预备行为，从而也增强了对危害皇权统治行为的防范。同时，隋、唐去“降”而增“不睦”，说明隋唐时期也增强了对封建家庭的保护。
1702705515
1702705516
在唐律中，对“十恶”所规定的刑罚，比其他一般犯罪的刑罚严厉很多，谋反、谋大逆、谋叛，不仅犯罪者本人要处以死刑，其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等亲属也要缘坐受罚，有的甚至要被处以死刑。而且，有的情况下还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同时，根据唐朝法律规定，犯有十恶大罪的，不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还不得享有法律所规定的赦免刑罚的优待方法。唐律规定，凡犯有“十恶”重罪的，不得享有“议”、“请”等。
1702705517
1702705518
（2）关于“坐”
1702705519
1702705520
在中国古代，所谓“坐”是古代中国因一人犯法而使与之有一定关系的人（如亲属、邻里或主管者等）连带受刑的制度。根据连带受刑范围的不同，分为两种，一为“连坐”，一为“缘坐”。缘坐，又称族刑，是指一人犯罪，株连家属，因同犯罪人有血缘关系或家庭生活关系而受到刑罚株连；连坐是指对处于同一法律关系中的数人，一人犯罪，其他人连带受罚，主要适用于对同职犯公罪的处罚。
1702705521
1702705522
在唐律中，规定了缘坐制度适用的范围。首先，对谋反、谋大逆等罪实行缘坐。《唐律疏议·贼盗律》规定：犯谋反及大逆者，主犯本人皆斩，父亲和十六岁以上的儿子均处纹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及母女、妻妾（包括儿子的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均没官为奴，只有年满八十岁或重疾残的男性，年满六十岁或疾残的女性能幸免于缘坐；叔伯和侄子不论是否同籍，都流三千里。即使是“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的“谋反”罪，除本人斩外，父子、母女、妻妾都要流三千里。其次，对“叛”罪实行缘坐。《贼盗律》规定，谋叛“已上道”者，本人处斩，妻、子流二千里；如果带领百人以上叛乱的，父母、妻、子流三千里。第三，对“不道”罪实行缘坐。《贼盗律》规定，杀死同一家三个非贱民又无死罪的人，或者杀人后又肢解尸体的，本人处斩，妻、子流二千里。同时，规定造畜蛊毒及教令者，其本人处纹，同居之家口虽不知情，也要流三千里。犯这种罪即使遇赦，本人及同居家口仍要流三千里。此外，处流刑者及杀人移乡之人，家眷要同行。《名例律》规定，凡处流刑应发配的人，妻妾从之。即丈夫流放，妻妾必须随夫同放。而且依《令》，一旦犯流断定，丈夫不得弃放妻妾。即使妻妾有七出之条，也不准休弃，因为“若犯流听放，即假伪者多，依令不放，于理为允”。
1702705523
1702705524
缘坐制度源远流长。早在夏代，《尚书·甘誓》就出现了关于缘坐制度的记载：“有扈氏威侮五行，……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而商代长期奉行“罪人以族”的观念。秦国则有“三族之罪”(4)。汉承秦制，汉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明令废止族刑，但不久又恢复。
1702705525
1702705526
在缘坐的适用范围上，《法经》列举了窥宫、盗符、盗玺、越城、群相居等罪，秦汉时主要适用于谋反、以古非今、大逆不道等罪，但实践中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1702705527
1702705528
在缘坐株连的范围而言，有“籍其家”、“同室（户）、夷三族、夷九族之分。其中所谓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或父母、子女、兄弟），三族加上祖孙即为五族，而九族包含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魏晋时期，族刑缘坐虽屡有兴废，但株连范围开始缩小，并已出现众多限制性规定，对出嫁女子、被收养者一般不再适用缘坐。
1702705529
1702705530
隋唐时期在魏晋之制的基础上，缘坐制度已经十分详备，总体走向规范和宽平。
1702705531
1702705532
宋律沿袭唐律，缘坐制度被继承下来，并在适用中的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适用对象上，集中于谋反、谋叛、不道等罪。
1702705533
1702705534
明代的族刑缘坐仍主要针对谋反、谋叛、大逆等罪名。但由于“重典治国，重典治吏”思想的影响，法外用刑的泛滥使得缘坐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而《大清律例》规定也近似明律。
1702705535
[
上一页 ]
[ :1.70270548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