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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侦察缉捕之权。侦察刺探是皇帝设立厂卫的初衷，也是厂卫的首要特权。皇帝想知道臣民在背后议论诽谤什么，于是建立特务机构，到处打听刺探官员和百姓的短处。从京城到地方，特务四出，形成天罗地网。他们秘密调查侦察，对稍有不满的臣民予以逮捕，严刑拷问，法外治罪，宦官特务控制司法现象就这样形成了。总之，明代厂卫是一个庞大的侦缉网，全国上下事无巨细，都是他们的侦缉对象。他们的侦缉逮捕，可以毫无依据，罗织诬陷，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侦缉逮捕的特权往往被当作诓诈勒索钱财、打击政治异己的手段，而全国的官吏及百姓都时时处在被侦缉逮捕之中，其人身、财产安全没有丝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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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监督审判之权。根据明史，“大狱经讯，即送法司拟罪”(19)。就是说，厂卫只有询问权，没有判决权，判决权仍归法司独有。弘治时还曾下诏法司：对“厂卫送囚，从公审究，有枉即与办理，勿构成案”。但因厂卫得宠于皇帝，在司法方面代皇帝行事，法司惧于其淫威，对其所办案件，不敢过问，更不敢改判。同时，三法司审的案件则须接受厂卫的监督，在审判中唯厂卫意志是从。这样，厂卫机构严重地干预了中央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世宗嘉靖元年：“今后凡贪官冤狱仍责三法司提间辩明，然有隐情曲法，听厂卫觉察上闻。”(20)厂卫监督三法司的途径有二：一是派员参与三法司录囚和承天门外的会审；二是对未直接参与的审判，可派人前往“听记”，因此，厂卫虽非审判机构，但能够对审判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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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外施刑之权。厂卫特务经常不守律例，法外施刑，他们对法外酷刑致死人命不负责任。本案中杨涟入狱后，遭到残酷的刑罚拷打讯问，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最后含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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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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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厂卫组织是不受约束的特务司法机构，其所用罪名之重、用刑之广，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厂卫专权，干预司法，对当时的政治制度毒害极深。明史曾经这样评价：“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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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卫之制严重破坏了明代中后期的正常法制。司法审判主观随意，贿赂盛行，刑讯逼供与刑事处罚酷虐、残暴、泛滥。宦官通过厂卫，对广大人民生杀予夺，实行残酷统治。嘉靖二年间，尚书林俊曾言：“祖宗朝以刑狱付法司，事无大小，皆听平鞠。自刘瑾、钱宁用事，专任镇抚司，文致冤狱，法纪大坏。”(22)厂卫之制成为明朝迅速溃败灭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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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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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蓝玉谋反被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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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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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乙酉，凉国公蓝玉，坐谋反伏诛。玉长身赪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上遇之厚。寝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向，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上闻之，不乐。后又以在军私元主妃事，上戒敕之，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泊西征还，以太孙立，命兼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邪！”比奏事多不见听，益怏怏，语所亲曰：“上疑我矣。”至是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下吏鞠讯。狱词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支文等谋为变，将俟上出耤田举事。”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凡万五千余人。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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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以是疑宋国公冯胜等，即日召冯胜、傅友德、常升、王弼还。初，玉征纳克楚归，言于皇太子曰：“臣观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盖玉为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无意，而语啧啧闻于燕王，遂衔之。及太子薨，燕王来朝，颇言“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玉祸作。已丑，上手诏布告天下，命条列爰书，颁《逆臣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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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玉之狱，詹徽从皇太孙录其事。玉不服，徽叱令“速吐实，毋株连人”，玉大呼“徽即臣党”，遂并坐。时有吴县名士王行父子，皆坐玉党死。初，青丘高启，家北郭，与行比邻，时有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才子”。行以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玉馆于家，数荐之于上，得召见，竟以是及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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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鉴·纪十·太祖洪武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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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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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其中前两个案件是政治领域的大案，后两者为经济领域的大案。通过“胡惟庸案”，朱元璋暂时解决了相权对于君权的威胁；而通过“蓝玉案”，加强了对军队的控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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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玉案”中，朱元璋借凉国公蓝玉大将军谋反，诛杀一万五千余人，公候宿将重臣坐奸党被杀，几无幸免。通过“明初四大案”，朱元璋加强了中央集权，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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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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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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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岁布政使、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明史·刑法二》）而空印之狱起。……一时主印吏及署守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凡数百人……时上方盛怒，丞相、御史亦知空印无他奸，莫敢谏。士利独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宜有悟。”……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书册，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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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士利笑曰：“顾吾言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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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鉴·卷六·纪六·太祖洪武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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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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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空印”，就是在空白文书上预先盖上官印。地方政府部门每年都要向户部申报钱粮及军需耗用数，由户部核准。文书上的数字，凡户部提出异议，就要改正，因原文书不能涂改，所以得重填。因此为了避免过多往返，地方去京人员一般都事先准备好“空印文书”。(23)但朱元璋仅仅是因为怀疑其中有舞弊行为，就兴起大案，杀了很多涉案的官员。本案不仅说明朱元璋多疑的性格，同时也说明朱元璋抓住一切机会整饬吏治，加强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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