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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汶详刺马新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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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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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贻（1821—1870），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马新贻中三甲第六名，赐同进士出身，俗称进士。同年的名人还有李鸿章、沈葆桢、郭嵩涛等人。同治三年，马新贻擢升浙江巡抚，入官场十八年而成封疆大吏。同治七年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任内被刺而亡。马新贻在任内恢复经济，安民养民，善理词讼，平反冤狱，筹备防务，整顿吏治，政绩卓著。马新贻清廉勤政为时人所公认，为朝廷所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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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两江总督马新贻阅视武弃各员投射操练完毕首先离场，步行回署。马新贻走到后院门外时，有一人（王咸镇）跪道求助，护从拦问此人，其余人仍照直前行。张汶详趁众人不备，口喊冤枉，拔刀刺入马新贻右肋，马伤势严重。张汉详当场被捉，口中仍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天过后，马新贻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撇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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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被刺，震惊了朝野，清廷连发四道谕旨，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同时给马新贻奖恤，着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魁玉当纲初审，魁玉审理后对审案情况向清廷作了汇报，清廷甚不满意，下旨“务将行刺缘由究出，不得含混奏结”，认为该案“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同时谕令漕运总督张之万（道光二十七年状元）驰赴江宁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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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万给朝廷上了折子，恭报启程日期，同时坐船沿运河启程南下。因惧怕刺马案后有主使之人，沿途对其不利，选调精兵二百，分乘十余大船，一路加强戒备。沿途上岸出恭都有警卫二百护卫，传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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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理后张、魁上奏，认为案件事实是：张汶详通海盗，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上剿办南田海盗伤其同党；又因为张之妻为吴炳燮诱逃，张曾向马拦舆呈控未准受理；同时张受海盗龙启沄等人怂恿，指使张为同伙报仇；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小押之时，本利俱亏，于是怀恨在心。于是，“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问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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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对张、魁的奏结尖锐地指出：“恐尚有不实不尽，若据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谕令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会同曾国藩再次审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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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九，郑、曾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结比张之万、魁玉原来的定拟叙述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基本内容和认定的事实不出前者（使用的措辞仍是“该犯供词，尚属可信），所不同的是特别强调张汉详“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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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同治十年（1871年），张汶详被凌迟处死，并在马新贻灵柩前，摘心致祭，以儆凶顽而慰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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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围绕此案的奏折、上谕和高尚举《刺马案探隐》一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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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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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判决认为，张汶详谋杀马新贻，查律本应按“谋杀制使”律惩处（律载：“谋杀制使者斩”，律注云：“决不待时”），但张曾随发逆打仗，又敢刺害总督大员，穷凶极恶，圣谕批示：“实属情同叛逆，自应按谋反大逆律问拟”。张应即照谋反大逆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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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处理方式也牵连到了张汶详的子女，例载，“反逆案内，子孙实系不知谋情者，无论已未成丁，均解内府阉割，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又，同治九年奏定，续纂条例内载明：“应发新疆等处者，俱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系为奴人犯到配后，加枷号六个月”。所以张汶详之子张长幅现年12，不知谋情，按续纂新例，阉割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念其尚未成丁，从宽免其枷号。“谋反大逆者，凌迟处死，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张汶详之女宝珍、秀珍均许嫁已定，亦不知情，照律各归其夫。对在马案中，疏防的官员按各自责任的大小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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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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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自清末发生以来，就以其疑点重重而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所谓该案“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背后的势力跟湘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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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烧杀抢掠，朝野坊间对此都议论纷纷，更为清廷所担心的是其日益膨胀的实力。于是朝廷派马新贻代替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并迅速裁撤湘军。(7)马新贻在两江这湘军的地盘上的厉行整顿，以及对裁撤掉的湘军官员为非作歹行为的严厉打击，已经触动到了湘军的根本利益，李鸿章言“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马新贻）僻在海滨，竟免斯厄”。台湾高拜石在《刺马案与湘军》中说：“刺马案，终清之亡，迄莫详其真相，实则马之死，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在当时不便言明。” (8)以上的说法都是持湘军主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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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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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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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于1896年创建于上海，创办人胡璋（1848—1899）是安徽桐城人，近代著名画家。《苏报》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主笔邹詜。《苏报》“初立主变法，颇为读者欢迎，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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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学界风潮”出现，《苏报》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点，及时增辟“学界风潮”专栏，在言论上加以同情和支持，无形中成为鼓动学潮的旗手。从此《苏报》的言论转趋激烈，行文中更逐渐流露出民族感情和仇满思想。次年四月十七日，在《敬告守旧诸君》一文中，《苏报》首次出现正式倡导革命的言论，称“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它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同年五月，邹容《革命军》、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出版，《苏报》为文披介。对于《革命军》的介绍有如下的评论：“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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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此极为恼火，认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务令逆徒授首，不使死灰复燃”。于是政府决定对《苏报》采取行动，“复有《苏报》刊布谬说，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所以政府饬令查禁密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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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华官在租界内拘提中国犯人，其拘票须经领事副署，并由捕房协拿，因此在江督魏光焘的命令下，江苏巡抚恩寿同候补道俞明震赴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向领事团交涉副署拘票。起初各国领事以案犯为国事性质，坚持不允，后达成协议：“所拘之人，须在会审公堂由中外官会审，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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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闰五月五日，“苏报案”起。会审公廨交请巡捕房执行，中西警探多人到《苏报》馆拘拿案犯，章炳麟、邹容等7人相继被捕。巡捕房按往例将案犯章炳麟等送至会审公廨，闰五月二十一日，由谳员知府孙士鏻和陪审员英领署翻译迪理斯（B.Giles）会同审讯，清廷的律师是古柏（A.S.P.White-Copper）和哈华托，章、邹等请律师博易（Harold Browett）和琼斯（Loftus E.P.Jones）为其出庭辩护，使清吏甚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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