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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议院对司法部次长吕志伊弹劾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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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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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次长吕志伊在1912年2月10日致孙武的信(48)中，谈及湖北省所派参议院刘成禺，在参议院议场中出言不慎，认为其行为违背国宪，因民国刚成立，未敢派人捕惩。2月16日，黎元洪致电指出：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议员为全国代表，应该尊重其权限，确保共和体制。吕系司法官吏，何以欲借一字之差罗织成狱，蹈前朝之覆辙，效满清待汉人之苛罚耶？伍廷芳2月22日致电指出(49)：民国尊重法权，凡人民一切之行动，如有违宪，司法官为维护法律尊严起见，例得行使其职权。2月27日参议院通过《弹劾司法部次长吕志伊违法案》，并于28日咨文大总统核办，指出吕志伊违法之要点。2月29日，孙中山咨复参议院指出(50)，尊重立法权，保障言论自由，诚无可非之理。并提出三点意见：①吕志伊所发之函，系私人书信，在法律上无实施之效力，不能认为正式公文；②参议院刘某现仍在参议院照常发言，身体言论毫无阻碍，据此不能断定吕志伊有不法之干涉行为，则先前所谓之藐视议院、蹂躏民权之事实，皆不成立；③民主共和制下，立法权故当倍加尊重，而行政权亦不宜轻蔑，若因一私函就弹劾司法次长，恐非民国之宜。美国百年来，议院弹劾行政官不过数次，是互相尊重维持之意，在此民国非常时期，既然没有具体的行为，自不必深求。此案发生之后，湖北省之参议员刘成禺、张伯烈、时功久3人向参议院提出辞职，经挽留无效，于3月5日会议上报告3人之复函，参议员以起立表决法“多数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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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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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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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并非严格意义的案件，但却事关民主和法治的原则，是参议院唯一行使弹劾权的案件。该案公开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该案告诉人们，必须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积极调节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使之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共同维护法制，切实保障参议院、公务员和人民的各项权利。涉及如下法律问题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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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时政府是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参议院、大总统和司法部享有，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要正确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它们之间发生争执和冲突时。（2）参议院的职权、参议院议员的权利。参议院议员对其在参议院内的发言是否承担责任？议员犯法有特权吗？（3）参议院弹劾权的设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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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法规包括：《临时约法》第25条：参议院议员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对于院外不负责任，第26条：参议院议员，除现行犯及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外，会期中非得本院许可，不得逮捕；《参议院法》第59条：弹劾大总统案，非参议院20人以上之连署；弹劾国务员案，非参议院18人以上之连署，不得提出，第60条：决定弹劾，须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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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执行军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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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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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28日，沪军都督府拿获苏州叛逃部队士兵李超胜、吴胜堂2名，并赃物多件，陈其美与苏州都督联系后，即将两犯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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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191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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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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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各地军政府和其所颁布的军事法令，在民初的动荡时期发挥了打击反动势力、稳定军心、维护治安的重大作用。沪军都督府成立后，为加强军纪、提高作战能力、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推进长江流域革命，先后发布一系列军律，并加以重新分类调整，使之更为规范化、系统化，以符合形式的需要，包括《军律十条》、《赏例八条》、《惩罚令二十七款》、《军机律十条》、《逃亡律八条》5种。沪军都督府颁布的军规军律，详尽严格，执行也非常认真，从这起案件的处理可见其严肃性。如《军律十一条》规定，“奔投敌营及临阵脱逃者”，斩；（军规赏罚十八条》规定，“临阵退缩者、私行逃走者、掳掠财物者”，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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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陈其美为姚案来文》，《伍先生（秩庸）公牍》上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652），（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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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沪军军法司函》（1912年3月下旬），载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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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北革命实录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1—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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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3月2日）令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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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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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3月11日）令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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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3月2日）令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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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临时攻府公报》191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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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丘远猷、张希玻：《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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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新：《中华民国史》第1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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