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08181
1702708182
2.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1702708183
1702708184
除确立了公开审判、陪审与辩护、民事调节等制度外，还具有如下特点：严密反动的侦查制度；唯心主义和武断专横的诉讼原则；秘密审判和陪审制度；强化军事和军法机关的审判；维护帝国主义侵华军队的特权。
1702708185
1702708187
二、案例分析
1702708188
1702708190
（一）救国会七君子案
1702708191
1702708192
1.案件史料
1702708193
1702708194
1936年5月31日，沈均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御辱、一致抗日的号召，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宣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和谈，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1936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支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扰乱社会治安，危害民国”为借口，由上海市公安局会同英、法租界捕房，将沈均儒、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非法秘密逮捕，分别押送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第三分院。“七君子”被移送法院当天，当局就企图将他们转解苏州高等法院审判，在辩护律师的反对下，当日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开庭。法官被迫驳回捕房律师和公安局特务的请求，裁定“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25日和27日，高二、高三两个分院，又重新签发逮捕拘票，进行法庭审理，然后将沈均儒等秘密移送到上海市公安局羁押，后又将他们移送到苏州高等法院办理。史良于12月30日自动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自首。苏州高院经几次秘密审讯后，检察处于1937年4月4日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对沈均儒等人正式提出“公诉”，罗织被告阻饶“平赤”之国策，作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抨击宪法、煽惑工潮，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张，组织和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等十大罪状。起诉书公布后，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上海一些爱国律师联合组成辩护团，为“七君子”辩护。6月11日法院开庭，经过三小时的庭讯，决定次日续审。辩护律师以审判官拒不重视、采用有利被告的证据，与检察官串通一气为理由，申请审判官回避，审判中断。“七君子”入狱后，国内学者、名流、抗日将领、各界人士以及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纷纷来电进行营救。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还发起“爱国入狱运动”，联合具状要求以“爱国罪”入狱羁押。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压力下，南京政府不得不授意苏州高等法院于7月31日对沈均儒等停止羁押，具保释放。此案以沈均儒等胜利出狱而实际告终，但直至1939年1月26日，才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宣布撤回这一案件的起诉，在法院程序上宣告了结。
1702708195
1702708196
——《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
1702708197
1702708198
2.法律评析
1702708199
1702708200
本案的审理实际涉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6年11月23日—12月30日，7人在上海的侦讯、庭审，主要是上海市公安局与七君子及辩护律师在法庭内外的斗争。第二阶段是1937年1月，七君子被押解到苏州高等法院之后的侦讯、庭审，主要是苏州高等法院检察官与七君子的斗争。
1702708201
1702708202
（1）第一阶段，在上海被逮捕、羁押和审理时期
1702708203
1702708204
①没有拘传票，非法逮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8条明文规定：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第14、15条又规定：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人民有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而上海市公安局和租界巡捕房却在没有任何罪证的情况下，于11月23日秘密逮捕沈钧儒等7人，公然违反约法规定，滥用职权，蹂躏人权。
1702708205
1702708206
依据法律的规定(1)，除现行犯得以当场逮捕外，对于非现行犯，执行拘提，必须将拘票向被告出示，拘票上应写明拘提的理由和应解送的法院，以告知被告因何种原因被捕。据沙千里在《七人之狱》中的记载，他被捕房逮捕时巡捕并没有依法出示拘票，他是在没有合法拘票、没有罪状的情况下，被租界当局非法逮捕。
1702708207
1702708208
租界市政当局和巡捕房违反协定，非法侵犯居民权利。《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第2条第1项规定有“……所有中国现行有效及将来依法制定之法律、章程，无论其为实体法，程序法，一律适用于各该法院……”，第6条第1项规定有“一切诉讼文件，如传票、拘票、命令及其他诉讼文件等，经依本协定设置之各该法院推事一人签署后发生效力……”，而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警政机关拘捕非自己管辖内的现行犯，一定要先请有管辖权的法院签发拘票。7人并非现行犯，部分人又住在租界内，合法的拘捕程序应该是持有法院推事签署的拘票，而租界巡捕房在没有拘票的情况下，仅凭上海市公安局请求协助的要求，随意拘提，公然违反协定内容，侵犯中国公民人身自由权。
1702708209
1702708210
②没有犯罪事实，却将7人移送公安局羁押处理。七君子的第一次审理是在两个法院分别进行的。沈钧儒、王造时、李公仆、沙千里4人是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理，另外3人是在第三分院审理，这里以高二分院的第一次审理为例说明。开庭前，审判长宣布，本案情节重大，禁止旁听。庭审中，上海市公安局代表陈述请求协助拘捕的原因，并要求将七君子移提到上海市公安局处理。拘捕的原因，一是“反动嫌疑”，一是“鼓动工潮”，但都没有指明所犯的罪名，辩护律师依据种种法律，轮流辩论，对非法拘捕表示抗议。针对公安局的移提要求，依据《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第6条第2项的规定，即“在公共租界内发现之人犯经各该法院之法庭调查后，方得移送于界外之官署”，反对公安局的非法主张，指明移送公安局必须先行“调查程序”，查明是否确有犯罪事实，并提出证据证明后，才能决定是否移送。如果不经调查，不问证据，仅凭言词上的陈述，贸然逮捕并移送，实属违法，有失中国法院司法独立的尊严。(2)最后，法院不得不裁定“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
1702708211
1702708212
③第二次被捕和审理，仍然存在不少违法之处。7人在保释放出后，应公安局的请求，租界捕房再次将沙千里、沈钧儒、王造时非法逮捕(3)，从捕房移到法院，进行第二次审理，李公仆则在开庭前自动投案到法院审理。审判长在法庭中宣布，由于沈钧儒等人住在租界外，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没有管辖权，应该恢复逮捕时的原状，并撤销拘票，将3人移送到公安局处理。(4)而对住在租界内的沙千里，公安局不能指明其犯罪的事实，不得不改期审理，再行调查，沙千里因此被法院延长羁押1天，没有马上被移送到公安局。但在第三次审理中，尽管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指出“既然公安局不能提出被告犯罪之事实，就不能移提，应该立即释放”，法院最后还是违反法律的规定(5)，裁定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
1702708213
1702708214
④违反法律，羁押超期。《训政时期约法》第8条第2项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24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24小时内提审。”《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但事实上，在6人（史良除外）被移提到公安局的数个24小时后，公安局也没有传讯当事人，既不移送审判机关，又不侦查询问。这样一直到11月30日，也就是沈钧儒等人到公安局后的第六个24小时，才有司法科长来讯问。对此，身为大律师的沙千里有这样的评论：“我们本来很明白这件案子是政治的，而不是法律的，实在不必牵涉到法律间题去，而当局则必欲深文周纳，迂回曲折地弄到法律上去。然而毕竟因为谈不到法律，依法律便无法可以拘我们，以致一举一动，无一不是违背法律，乃令法律尊严、司法体面、国家法权，扫地无遗”(6)。
1702708215
1702708216
（2）第二阶段，被移送至苏州高等法院审理时期
1702708217
1702708218
①章乃器、邹韬奋2人的移送法院不合法。章乃器、邹韬奋、史良3人最初是在法租界被捕的，法租界捕房认为3人毫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依据法租界当局与中国政府所定的协定，捕房不起诉的案件，嫌疑犯不能移送界外。后来，高三分院又将此案交由检察官去侦查，3人被宣告不起诉，又被上海地方法院以有“妨碍秩序”的嫌疑为由提去，中间几个来回、案件的管辖连法院自己都弄不清楚。后来，章乃器、邹韬奋2人由高三分院移提到苏州高等法院的理由是“妨碍秩序”嫌疑，而这个罪名依法应由地方法院管辖，移送到苏州高等法院，显然是管辖错误。
1702708219
1702708220
②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7人的理由不充分。“刑事案件经讯问后，须被告无一定住址或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逃亡、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证人之虞，或犯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且经认为有羁押之必要者，始得予以羁押……对于羁押中之被告，并须厉行保释责付办法”(7)，而七君子显然不属于此类情况，既不能免于羁押，又不能适用保释责付办法，被羁押在看守所内。
1702708221
1702708222
③禁止接见和延长羁押。7人被关押到苏州后，开始还可以接见家人和朋友，其实这也是被告在法律上应享有的权利。(8)法律准许被告人与外人接见、通信、收受书籍，法院为维持羁押的目的，对接见和通信可以监视或检阅，但不能随便禁止，除非被告符合法定的禁止条件。显然七君子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接见的情形，但他们与外人的接见还是被禁止了，尽管他们据理力争，要求与家属见面，并提出书面的请求呈转法院，得到的却都是拒绝的答复，作为普通被告应享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1702708223
1702708224
侦查的时间，依法以2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2个月。(9)移送到苏州关押后，检察官便来到看守所侦讯，在2个月时间内共进行了5次侦讯，都无法找到确凿的犯罪证据。检察官依法应该从速作出决定，认定有罪就立刻起诉，犯罪嫌疑不足者就应立刻宣布不起诉，予以释放，以免拖延。而在此情况下，检察院却以侦察的名目，置被告人的利益于不顾，于1937年2月3日申请延长2个月的侦察时间，公开审理的时间也因此推迟。
1702708225
1702708226
④不得不提起的公诉。对7人的关押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延期羁押的最后一天，依据法律的规定(10)，不能再次延期羁押了，必须要么提起公诉，要么作出不起诉处分书，加以释放。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长和法院的检察官都正式表示：侦查日期完满之后，法院就无权羁押被侦查的人，被侦查的人可以自由行动。(11)对七君子的释放在法律上虽然是可行的，但在事实上却是不可行的，由于羁押期截止，为了进一步羁押七君子，当局不得已马上提起公诉。
1702708227
1702708228
苏州高等法院起诉书中以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等人涉有“勾结共产党，组织非法团体，煽动罢工罢课，扰乱地方秩序，图谋颠覆政府”的嫌疑，认为各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据《刑法》第11、28条，《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12)，以及《刑事诉讼法》第230、243条等规定提起公诉。
1702708229
1702708230
国民党对七君子的诱降手段。在起诉书提出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案件并没有如期的开庭审问，在政府的示意下，杜月笙、钱新之2人，与七君子调停传达，提出一项意见：沈等务必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决徒刑，若沈等不作任何辩护或上诉，即可押送南京反省院，入院后，准交保释放等。(13)在此意见书中提到了反省院，依据《反省院条例》(14)，政治犯送反省院，必须本人先表示后悔，然后再送反省院，不能直接强制执行，所以就会有政府示意一些人来做说客，而七君子对此要求严词拒绝，认为自己爱国无罪，不肯承认所指控的罪行。
[
上一页 ]
[ :1.70270818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