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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有泰栽赃诬告。经法院收集证据，证明师有泰的栽赃诬告属实，其本人也当场供认诬告，意图敲诈。依据《刑法》第169条(11)及《边区禁烟条例》第9条(12)之规定，诬告罪判处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包庇鸦片罪罚苦刑三月，合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在对师有泰的处刑时适用了数罪并罚的原则，将两刑合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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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德贵犯窃盗罪。陈德贵对偷窃他人财物的行为，虽企图狡赖，但前后口供不符，所举证据亦矛盾百出，法庭确认偷枣委系事实，唯因窃物甚微，按刑法之规定，判处苦役半月，因在押已有二十余日，免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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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吉根荣犯伪证罪。吉根荣栽赃伪证，依刑法第168条规定(13)，判处徒刑七个月。当法官宣告判决时，吉根荣说：“我不过作了伪证，为什么罚我这般重？”法官道：“伪作证人，蔑视法权，使本案拖延二十余日之久，如非法院调查清楚，险使陈德贵永蒙不白之冤，你犯的罪还算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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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审大会。延安市地方法院刑事法庭特于1942年3月6日在延安市商会广场开公审大会，当场依法判罪。法官周玉洁院长、检查员崔正冉、推事及陪审官市参议员周长安等入堂后，各犯即行入场，检查员起立报告本案情形并陈述检查意见，商会广场聚集着各界代表及市场民众来旁听审判，既打击了罪犯，又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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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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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本案是典型的危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栽赃诬告他人或作伪证，欲使他人受到处罚或惩戒，严重侵犯人权，危害边区民主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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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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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贪污公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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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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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之肖玉壁，在任内贪污公款3050元，已于日前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肖玉壁在1933年参加革命，曾任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等职，犯罪前任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在任内发生如下之贪污事实：在1938年，挪用公款280元。后结识在靖边太黄口开店之退伍军官张某。张某即要该犯为他招募新兵，说：“招满一营即为营长，招满一团即为团。”该犯利禄熏心，为了升官发财，不惜前后两次挪用公款共2520元，借给张某，企图达其升官发财之迷梦。用多收少报方法，欺骗上级，1939年2月间，经财厅发觉，当派员与之清算，该犯藉辞出外讨账，复拐带公款250元、税票18张，实行逃跑。逃至宁条梁，将税票以72元卖给徐二。但因税票期间已过，不能使用，徐二又复退回该犯。同年4月间，该犯潜至绥远东胜县桃力明地方会晤张某——此时张某已在某部当连长。该犯乃受命回宁条梁为张某招兵，共葬集13人送往张某处。随后招兵不着，无以维生，乃潜回清涧原籍，当被发觉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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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194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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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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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罪是典型的侵犯财产罪，贪污案件在边区政府总案件中占5%，反贪斗争非常紧要。边区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法规加以惩治，如1941年9月《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2年2月《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1942年10月《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规定了如下贪污行为：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解交财物粮饷供私用者；买卖公物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粮饷者；侵占、私征或强募人民财物者；挪用公有财物供私人营利者；擅自动用或处分所保管之公有财物者；浪费公有财物供私人挥霍享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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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枪走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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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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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一天，陕西省米脂县抗日救国会主任、米脂县参议员李万春同冯树德、吴亮明、高庆昌等四人在一起商量工作，商量完毕后，冯树德掏出他新得的一支手枪向大家炫耀，李万春随手接过手枪观看，突然，“砰”的一声，一颗子弹从枪口飞出，斜射入冯树德的肋骨，冯树德迅即毙命。李万春因手枪走火过失杀人之犯罪嫌疑被拘留。在审查期间，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大会通过决议，暂时停止李万春出席参议会之权利。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对此案进行了详细的侦查和调查，经过案发时在场目赌之吴亮明、高庆昌两人之共同证明，后又经绥德专员公署查核，事情才真相大白：当李万春把冯树德的手枪接过来拿在自己手上后，冯树德在一旁用手指示其手枪之特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触摸手枪，无意中触动枪机，引起走火。所以，枪弹之射出，并非出于李万春之直接动作，李万春虽有接枪在手之责任，但并无用手在枪上拨动枪机之责。冯树德之毙命，实系其过失自杀。李万春对此不应负法律上之过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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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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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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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关注点主要在于刑事责任的确定。《刑法》第12条规定：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罚。过失行为之处罚，以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刑事诉讼法》第231条第10款规定：犯罪嫌疑不足者，应为不起诉之处分。因此，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在对案情充分调查、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参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宜告：对李万春不予起诉，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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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妨害公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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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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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陕北延安市南区七里铺客栈，从新市场义新成号商店取走价值三百多元钱的货物后不付钱，义新成号屡催无效，遂向延安市地方法院法庭起诉。法庭传唤客栈主人到案，但票传三次，均不见到庭。法庭遂于8月7日派法警用拘票拘提。不想客栈主人不仅仍拒不到庭，而且竟然将执行职务的法警扣押起来，监禁了一夜。法庭认为，该客栈主人的行为已触犯了刑法之妨害公务罪条款，并依法对其从严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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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报》194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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