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09560
1702709561
朱子论“帝王之学”云：
1702709562
1702709563
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宋史·朱熹列传》）
1702709564
1702709565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朱子语类·论治道》）
1702709566
1702709567
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同上）
1702709568
1702709569
这并非腐儒的空谈，历来明君贤相也都有这样的自觉。唐太宗不是说过“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一类的话吗?明大臣张居正亦云：
1702709570
1702709571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张文忠公全集·陈六事疏》）
1702709572
1702709573
从这里出发，政治批评只能变成为道德评价，政治改革也不能不以自省自修的道德拔高为目标。宋儒之提出“正君心”的口号，便是明显的一例。
1702709574
1702709575
专横的权力、暴虐的法律，以及因权力腐蚀而沉沦的人性，这些都是“人治”之下最常见到的现象，并无中、西之别。同样，对于这些现象的观察与抨击，也屡屡见诸存留至今的中、西历史文献。只是，在分析弊端产生的原因和提供解决的办法等方面，中、西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是极不相同的。这里固然存在社会形态、历史阶段等方面的原因，但我们绝不可忽视思维模式、价值评判等观念形态和文化传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传统的人治-吏治模式中，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不过反映了表层权力结构的特征，然而，汉儒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灾异说”，和宋儒朱熹的“正君心”，同时还是某种深层心理结构的再现。相信人的内心有无穷的力量可以发掘，把这种信念引入政治领域，化政治为道德，以为只依靠思想和道德的力量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便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弊害，也是它仅靠自身永远不能现代化的症结所在。
1702709576
1702709577
四
1702709578
1702709579
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和古罗马的法律学可以为西方近代国家所继承，后者又可以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现代国家所借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形式合理化。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不曾具备的。在这里，政治理论以实体的伦理规则为核心，政治秩序则建立在道德意图的基础之上，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亦只好求助于道德改造的手段。至于典章制度，“它们大多是技术性的、业务性的，为特定的目的服务的，大家并不把它当做产生政治秩序的最基本因子”[41]。这种伦理政治的模式完全无法应付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要求，因而注定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抛弃。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古代政治传统会因其不符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而自动消失。须知，任何观念形态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更何况，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特殊的一面，那就是王亚南先生在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提到的“包容性”和“贯彻性”。
1702709580
1702709581
所谓“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所谓“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前一方面正是上文所谓“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它是一种全面的渗透合一，“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形态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而千百年来的循环往复的历史几使这种政治信念变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王亚南语）。即便是在外部条件变换的情况下，它也可能潜伏在民族的无意识层中，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顽强地表现出来，或者说，它为自己创造出各种机会，又利用这些机会来保证自己的生存。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只是由于它是无形的精神存在，人们往往难以辨析、洞悉它的潜在破坏性。不过，既然是可以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活的东西，它终究会通过人们的行为和因此产生的结果表现出来。如果这种结果竟是一些惨痛的经验，人们更将起而反省、思考，探索现象后面的各种原因，这便是20年前那场历史巨变带来的后果之一。
1702709582
1702709583
对于一个富有冷静的理智传统的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耻辱，更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自然，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中去，但是，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首先须要了解酿成悲剧的原因。对这个严肃的问题，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回答，比如，党内民主生活尚不健全；领袖人物因骄傲情绪而一意孤行；执政党由于经验不足而工作失误；林彪、“四人帮”有政治野心，人民则不明白真相；等等。的确，这些都是真实的原因，但我们决不可以把一种巨大的历史事实仅仅归因于某些表面现象，更不可以在少数人的贤能与邪恶之间寻找答案。马克思论及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时写下了这样的妙语：
1702709584
1702709585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42]。
1702709586
1702709587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至少，我们今天也可以提出几乎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七万万人的民族竟会被四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作了俘虏呢?无论个人还是团体都可能犯错误，这不足为奇。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错误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以及，那些小的失误何以能够慢慢积累起来，终于酿成大的灾难？如果说，当时的社会缺乏一种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那么，为什么会如此?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实际上又应该是怎样的?这样，我们逐渐接触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治体制问题。
1702709588
1702709589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3]。
1702709590
1702709591
他又说：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1702709592
1702709593
一种缺乏外部制约机制的权力结构的形成，自然有着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特定的观念形态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原因。在中国，在政治问题上诉诸道德，以思想力量解决社会问题，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围绕着这种传统，有一整套的哲学和政治理论，而两千余年“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又不断强化了这一传统，终而使之转变为稳定的民族心态，进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发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的巨大不仅表现在我们对建立完备的外部制约机制的轻视和忽略上面，更表现在我们对那种影响着我们的潜在意识毫无觉察。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建设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更真实更高级的民主。但没有人预先对传统的观念、意识进行一番清算，甚至对所谓“封建主义”的批判也被长期地忽略了。
1702709594
1702709595
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传统文化既是巨大的遗产，又是沉重的包袱。如果说，儒家的修身为本、“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一套理论，“把道德自律、意态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的话，那么，它把道德引入政治、使政治道德化的做法，恰好是今日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在观念上的巨大障碍。时至今日，中国的民众不是仍旧时常表露出他们对清官的爱戴之情吗?人们不是还习惯于把制度问题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进而在人心上下功夫吗?很少有人认识到，“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早就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富有成效的政治改革必定是在制度的合理化方面下功夫的。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亦不能例外。就此而言，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人心系于制度，风气定于法律。确定这个目标，并为此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庄严使命，而对于传统观念的反省、剖析和批判、扬弃正是这一理论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
1702709596
1702709597
1702709598
1702709599
1702709601
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法的悲剧
1702709602
1702709603
其实，原无所谓“希腊法”，有的只是希腊各个城邦的法律。尽管如此，有些基本特征是它们共有的，人们在这样的意义上谈论希腊法，也在这种意义上把雅典的法律看作希腊法的代表。
1702709604
1702709605
公元前399年的一个春日，数百名雅典公民聚于一处，对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街头演说家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被告被判处死刑。那一年，苏格拉底70岁。
1702709606
1702709607
后来，一位曾领受过苏格拉底的教诲，并且亲历了那场审判全过程的年轻人，用朴实的语句记述了苏格拉底当时所做的申辩，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与朋友们极为动人的对话（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本文关于苏格拉底案的叙述，主要参考该书，包括译者撰写的“提要”和“译后话”）。关于苏格拉底的死，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从那里来的。
1702709608
1702709609
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二：一是慢神和引进新神，二是蛊惑和败坏青年。控诉者是三个普通的雅典公民，一名迈雷托士，地方诗人，拙劣的悲剧和歌曲作者；一名赖恳，演说家和修辞学家；一名安匿托士，硝皮匠或制革匠。审判者是由501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法院。这是典型的雅典审判方式。
[
上一页 ]
[ :1.702709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