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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君王自愿承受法律的拘束，这是与一个统治者的尊严相称的说法；因为甚至我们的权威都以法律的权威为依据。事实上，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转引自《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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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激进的法家人物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论断。因为，即使是最公正的法律也是在一人之下，这与古希腊时就出现的万人之上的法观念岂能同日而语。西汉时，廷尉杜周判案不依法律，专以人君意向为凭，有人责问：“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答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杜周传》）当然，中国的帝王也不能随心所欲，而且，历史上也不乏尊重法律的君主，但那只是为了实践“君子德风”的古训。践踏法律本身无辱明君的称号，但若有悖纲常名教，便是七品芝麻官也敢冒死以谏。因为，其权威的基础是伦常，不是法律。由此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法制，只说它不发达未免过于简单化。只有认真比较中西文化异同之后，在对文化作整体评价的基础上才可能确定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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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正当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黄金时代，来自东方的文献、著述给启蒙思想家带来无数的灵感。古老而神秘的中国，竟成为理想中的人间乐园。因为，那里实行的是“自然法”。魁奈写道：“在这个国家中，自然法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伏尔泰说：“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便是中国。”（转引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世界历史》1983年第一期）这不仅是理想化了的中国，而且是西方化了的中国。毕竟，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讴歌的并不是中国的三纲五常，他们所神往的纯粹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毫不奇怪，他们努力的结果不是使道德取代了法律，而是一种新型法律秩序的建立。实际上，19世纪以后，出现于西方社会的那些结构辉煌且沿用至今的法典，正是古典自然法学派崇尚理性的精神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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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于观念人心、典章制度，影响之巨之深，无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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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海瑞与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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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喜欢看老戏的人可能都还记得他的脸谱，就是那些不光顾戏院的“现代派”，大都也因为20年前的一段公案熟悉了这个名字。但是说到柯克，恐怕除少数研究者外，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关于他，不妨多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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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1552年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的米勒哈姆。26岁那年，他投身于英格兰律师界，很快就出人头地。先后担任过下院议长、总检察长、高等民事法院首席法官、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等要职，以后回到下院，还做过“反对党”领袖。当然，世人所知道的柯克，主要还是个法官和法学家。他精通法律，著述颇丰，其中四卷本的巨著《英国法总论》最为著名。一般认为，在17世纪的大变动时期，英国普通法所以得保持其连续性，并且由一种中古的法律，改造成为近代制度，他有不小的功绩。这便是柯克。真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乏味了些。好在，他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不是学究气的，而是激动人心的。这一面的柯克是个咄咄逼人的斗士。他坚决主张普通法高于一切，自然，也包括国王。他这立场已自激进，偏又生就一副倔犟性格，敬酒罚酒都不吃，使得国王大伤脑筋。虽然柯克到底因此丢了官，但是他的主张却没有化作烟尘随风飘散，而是潜入人心，武装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英国的宪政就是靠了他这样人的努力，一点点成为现实。《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条目撰写人说柯克在捍卫普通法、反对王室特权方面“功劳卓著”，是有充分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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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海瑞同这样一个英国倔老头摆到一起，大体上有两条理由。一个理由是年代的。海瑞与柯克虽然不是同龄人，却可以算是同时代人；另一个理由是个人际遇的。这方面，两个人有更多的相近之处。比如，都是国家重臣，都做过司法官，也都曾不避利害为民请命，因为同样的不屈不挠精神获罪于君主，遭受了种种磨难，而最终的结局似乎都还“过得去”，等等。有了这两条，便有了比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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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基础必定是相近或相同点，比较的目的却可以是求异。就说海瑞与柯克，同为人臣，对君主的态度一样吗?同是鼎鼎大名的司法官，对法律的看法一致吗?同样被罢官免职，迭遭坎坷，历史的命运也一般无二?如果是不一致也不一样，那么差异又在何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它们有着怎样的意义？如此等等。这样一层层剥下去，大概会触到历史的真面目。至少，我们的思虑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我们也有”的水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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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他们对待君主的态度。在这方面，俩人既有惊人的相似，又有深刻的差异。两相比照，适足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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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是古时有名的谏臣。据《明史·海瑞传》，他曾上疏批评嘉靖皇帝，态度之激烈，言辞之尖刻，都是少见的。他自知此举会触犯圣上，难免一死，便预先准备了棺木，诀别过妻小，坐待诛戮。这等孤忠与刚直简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异国的柯克不似这样刚烈，但他抵制国王特权时的大胆与坚定也同样令人钦佩。事情起因于普通法法院与当时各特权法院在管辖权问题上的冲突。先简单交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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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即普通法法院适用的全部判例，形成于13世纪前后，其形式颇严格，缺乏弹性，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因此有衡平法补充在后（形成于15世纪后）。衡平法法院由大法官厅发展而来，其根据为国王司法特权，与普通法无干。至16世纪，国王地位上升，特权法院种类及数目亦大增，它们与普通法法院的管辖权之争也就愈演愈烈，终于酿成1612年11月国王与普通法法官们的一场冲突。国王认为，他有权将普通法法院的诉讼提归他本人或他的代理人直接处断。对此，柯克予以坚决抵制。他曾得意地记下了当时他与国王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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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接着说，他认为法律是基于理性的，他本人和其他人跟法官一样也都有理性。对此，我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上帝恩赐陛下以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王国的法律却并不熟悉。对于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权、货物或其他财物的案件并不是按天赋理性来决断的，而是按特定的推理（即人为之理性——引者）和法律判决的。人们要懂得法律必须经过长时的学习并具有实践经验……对此，国王勃然大怒，并说，如此说来他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了。他说，这种说法构成了叛国罪。对此，我说，布莱克顿说过：“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转引自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第509-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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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在说了这番话之后不久，就被调任，做了王座法院首席法官。詹姆士一世想用这个办法笼络住他，无奈柯克并不买账，依然与王室作对，国王只好罢了他的官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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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柯克相比，海瑞的遭遇更富有戏剧性。他先是被问成死罪，但是未及行刑，嘉靖皇帝便撒手归西，留下这么个难缠的臣子，正好成了万历小皇帝第一批赦免、奖掖的对象。这个结局至少表明，海瑞的“骂”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据理力争”，否则他如何博得圣上的青睐?柯克的情形亦复如此。不然，詹姆士一世何以对他如此礼遇，而不直接送他上断头台?看来在他们身后，确实有着某种权威，就连皇上也要礼让三分。这种权威便是传统。海瑞敢于秉笔直书，柯克勇于坚持己见，正是依凭了传统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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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文明，哪里就有传统。但是传统与传统却可能大相径庭。海瑞倚赖的是礼，柯克捍卫的是法，这就是两样截然不同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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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家族化的伦常，又是家国天下的纲纪。作为由血亲关系推衍扩充的自然体系，它是义务本位的制度；作为包罗万象的普遍秩序，它又是天地人间第一种神圣的权威。在这个权威面前，皇帝老子也不能恣意妄为。在我们历史上，皇帝因其行为的不合礼而遭讽谏、劝驾甚至公然抵制的事例很多，其中以皇帝的让步、屈服而告终的亦非少见。因此说古代帝王亦不能为所欲为，礼便是加于他们的限制，那总是有些道理的。不过，倘若因此便认为，根据礼，臣子有权评判君主的行为，那却又大错而特错了。礼原本是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怎么容得下以下犯上的权利主张?它固然要求君“敬”，但是更要求臣“忠”。君为臣纲，这始终是礼的第一要义，也是古人心目中第一种神圣秩序。“臣闻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海瑞上疏中这第一句绝非套话，而是海瑞信守的原则，否则，他的为人便是不可理解的了。海瑞的确是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当今皇上”，但他并非（也从来不曾想）向这权威挑战，相反，他只是身体力行地去履行一个好臣子的职责。他写上疏之所以理直气壮，言之凿凿，无非自谓是在尽忠。而他所以要思虑再三，乃至备棺木，别妻子，又说明他深知尽忠可能付出的代价。不管怎么说，这毕竟不是一种权利。所以，海瑞后来被定罪下狱这一节可说是事件的自然发展，并无突兀之处。后人读史至此大都会扼腕痛惜，却不觉其意外，也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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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的情形不同。他主张的是法而不是礼。这可不是用词的不同，而是有实质性差异的。自然，这里说的法，只是西方历史上的东西，说得确切一些，是西方中世纪的观念和制度。这样的法，虽然也被人奉为神圣的普遍秩序（就像礼在中国一样），那多半是因为它与宗教联系密切，跟家族的伦常实在没什么关系。此外，它也不像我们的礼那样以义务为本，而是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分配手段。这两条自然还不足以让我们弄懂中古的法律观，下面不妨作进一步的述说，这对我们了解柯克的立场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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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老的日耳曼传统，法律并非任何人的独占物，它属于全体民众。当时，这还不像后来人们所说的，法律是公意的体现，它的意思毋宁是说，人民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乃是其法律的产物。这种法律独立于国家、君主，早在无法追忆的年代就已存在。人们只能“发现”它，把它公之于众，却不能够“创造”或改变它。这是其一。其二，法律无所不在，它不但是个人间联系的纽带，也是整个民族组织的原则，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它，国王也不例外。这跟说中国的君主也应遵从圣贤教诲或祖宗成法不同。我们的皇上乃是“天下臣民万物之主”，礼所赋予他的权威几乎无边无际，加于他的限制却只具道义上的效力。相比之下，法给予中世纪西方君王的权威便有些微不足道了。在那里，君主固然有一个比较尊贵的地位，但他不可能具有绝对的权威。法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这意味着，它“向每个人保证他在所处的地位上应享受的特权和权利以及豁免权”（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第252页）。这里，国王和臣民各自享有的权利虽不相同，但却同样受着法律的保护。用柯克的话来说，“国王不能凭借禁令或命令宣布过去不构成违法的行为违法”。如果国王凭借自己的优越地位，将臣民们受法律（常常只是习俗、惯例）保护的权利（包括先王宣布为本国法律中的权利）置诸不顾，那便违反了法律，而他是应当受法律约束的，因为他的一切都来自法律。“法律造成君主”，这是中世纪流行的格言。它与柯克曾引用过的那句名言——“国王在一切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同出于布莱克顿（Bracton）之口。这位布莱克顿乃是13世纪一位高级教士，亨利三世麾下一名王室法院法官。他的名著《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被人尊为英国普通法的开山之作，极有权威。这本书里还有不少类似上述格言的言词，常为后人引用，比如下面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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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法律就没有国王。（弥尔顿：《为英国人民申辩》，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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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本人不应受制于任何人，但他却应受上帝和法律的约束，因为造成国王的是法律。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第26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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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法律时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大于国王，但国王如果犯法就应像最微贱的平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制裁。 （弥尔顿：《为英国人民申辩》，笫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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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在政府中有高于自己的权威的法律，也就是他登上王位的法律，还有封疆伯爵和男爵组成的朝廷。封疆伯爵就是国王的同僚，有同僚的人就有一个主人。因此，国王如果没有法律加以约制，这些人就有责任约制国王。（同上书，第172-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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