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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梁启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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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梁启超：《政闻社总务员马良等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539页，另见第541—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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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第53页。然而，对于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人民主权学说这个问题，却仍有商榷的余地。至少在这个时期，梁对于国会制度和普通国民选举权的提倡，基本上并非出于对抽象的“人民主权”或“民主”价值的尊重，而是从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亦即只有一个其权力来源和形成机制不是发自君权且独立于君权的机构，才有可能对君权下的行政权——被当时的梁视作“恶政府”的清政府——实施有效监督，从而迫使行政权去实行梁心目中的强国善政（如完善的官僚、财政、经济和军事制度），进而使中国能在当时残酷的国际斗争中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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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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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参见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第51—58页。但是梁同意以是否识字为标准确定选举权资格（参见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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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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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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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梁启超：《政闻社总务员马良等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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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38—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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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参见〔英〕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秾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1页；〔法〕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第82—83页；〔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增订版），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17、30—31、46页。对这种自由主义个人形象的批判，参见迈克尔·J. 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1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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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59页；J. A. Pocock，“Virtues，Rights，and Manners：A Model for Historians of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Theory 9 （Aug.，1981）：358；〔意〕诺伯托·博比奥、莫里奇奥·维罗里：《共和的理念》，杨立峰译，应奇校，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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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此处是在一种更为“传统”的意义上使用“人类学”（Anthoropologie）一词的，这种用法主要出现在19、20世纪的德语学术圈中，例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30页；〔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38—148页；〔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87、105页；Eric Voegelin，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An Introduc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pp. 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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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参见T. H. 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pp.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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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参见〔德〕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1800—1914）》，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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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当然，19世纪之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则未必如此“忌讳”。根据麦克弗森对17世纪“占有性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同世纪的洛克及同时代的主流观念，都倾向于认为，占据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劳动阶级由于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所以不具备更为高级的“理性”生活——受到自然法或理性法引导的生活——的能力，从而也就不具备“理性”政治行动的能力。有鉴于此，洛克在其作品中否认了劳动阶级的公民权资格（参见C. B. 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Hobbes to Lock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 231-38）。然而，在遭遇18世纪以来更为激进的欧陆版人民主权学说的冲击后，这种认为中下层民众缺少足够财产从而亦缺少足够“理性”的思想倾向，是否仍能在18、19世纪充分维护其理论正当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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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梁启超：《说常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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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补）》（横滨清议报社1899年5月版），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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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参见Lin Yü-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pp. 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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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Lin Yü-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p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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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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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参见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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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例见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第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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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关于德治主义，参见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王曰美主编《儒家政治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3，第183—184页；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第327—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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