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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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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梁启超：《政闻社总务员马良等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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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38—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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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参见〔英〕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秾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1页；〔法〕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第82—83页；〔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增订版），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17、30—31、46页。对这种自由主义个人形象的批判，参见迈克尔·J. 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1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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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59页；J. A. Pocock，“Virtues，Rights，and Manners：A Model for Historians of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Theory 9 （Aug.，1981）：358；〔意〕诺伯托·博比奥、莫里奇奥·维罗里：《共和的理念》，杨立峰译，应奇校，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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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此处是在一种更为“传统”的意义上使用“人类学”（Anthoropologie）一词的，这种用法主要出现在19、20世纪的德语学术圈中，例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30页；〔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38—148页；〔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87、105页；Eric Voegelin，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An Introduc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pp. 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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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参见T. H. 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pp.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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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参见〔德〕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1800—1914）》，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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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当然，19世纪之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则未必如此“忌讳”。根据麦克弗森对17世纪“占有性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同世纪的洛克及同时代的主流观念，都倾向于认为，占据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劳动阶级由于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所以不具备更为高级的“理性”生活——受到自然法或理性法引导的生活——的能力，从而也就不具备“理性”政治行动的能力。有鉴于此，洛克在其作品中否认了劳动阶级的公民权资格（参见C. B. 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Hobbes to Lock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 231-38）。然而，在遭遇18世纪以来更为激进的欧陆版人民主权学说的冲击后，这种认为中下层民众缺少足够财产从而亦缺少足够“理性”的思想倾向，是否仍能在18、19世纪充分维护其理论正当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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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梁启超：《说常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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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补）》（横滨清议报社1899年5月版），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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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参见Lin Yü-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pp. 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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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Lin Yü-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p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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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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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参见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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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例见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第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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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关于德治主义，参见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王曰美主编《儒家政治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3，第183—184页；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第327—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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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法律人的世界 梁启超对卢梭《民约论》的接触、认知及所受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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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泽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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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清末新学界之翘楚，梁启超对诸多西洋政理的传入皆有亲历，见证了其从无到有的过程。梁的译述活动，对国人影响颇深，而其知识摄取，某种意义上也体现着当时思想界对西学的容受。梁氏东渡日本后，对卢梭学说有不少讨论，因广泛接触各类政学书籍，于《民约论》之价值、缺陷亦多有了解。本文试从梁启超的知识经验入手，重建其接触、认知卢梭学说之相关史实，借此中心人物的涉猎，考察时人所译西方、日本法政著述，梳理其中关于“民约论”的评述，以对清末学界相应的认知有更深入、周全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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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启超 卢梭 《民约论》 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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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戊戌政变后东渡流亡，借助明治日本的知识氛围，梁启超广泛接触各类新说，由其译述、撰写的文章，也通过各类报刊散播国内，国内人士得以对西洋学理略有所知，多受惠于梁氏等人的译介活动。正如论者所言，梁启超“为二十世纪初论及卢梭最多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2]在为《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撰写的30多篇相关文章中，梁启超对卢梭的提及便有200次之多。[3]梁启超的思想历为学界所关注，其与卢梭之纠葛也屡被论及。[4]先行研究虽已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相关情况，然在史实方面，仍有不少遗缺。近代国人所译卢梭《社会契约论》，以1900年杨廷栋的《民约论》与1918年马君武的《足本卢骚民约论》较为知名，此外还有1935年徐百齐、丘瑾璋的《社约论》与1944年卫惠林的《民约论》数种。梁氏在近代史上声名显赫，其对卢梭著作的译介却鲜为人知。《新民丛报》曾载“上海广智书局已译书目”的广告，即登有“饮冰室主人”所译卢梭《民约论》，并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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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论之名久轰于我学界，然其书至今未出现，读者憾焉。《译书汇编》旧有译本，尚未及半，而其中讹谬殊多，往往失著者之本意。今饮冰室主人悉心校译，并多加注解及案语，卷首复著卢梭详传及学案凡数千言，详述其哲学学说教育学说，卷末复取近儒驳正卢说者条列之以资考证。诚译界中不可多得之本也，现已成书，不日付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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