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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治学者拉坚的著作《政治学》，其部分内容也在《清议报》上登载，由“玉瑟斋主”重译。[123]“拉坚”即Karl Rathgen（1856—1921，当时又译“那特硁”），广智书局后又出版冯自由的全译本。时人注意到，“德国学者对于卢（梭）、陆（克）诸氏之政见，靡不起而拒之”，并特举伯伦知理与那特硁二人，谓：“二氏之理论，有一特别的同点焉，即反对民约之说是也。”[124]那特硁对卢梭多有尖锐批评，评述“契约说”称：“凡理论虽众，至于感动人心，未有如是说之易也；邪说虽多，至于荼毒国家，亦未有如是说之甚也。”并指出：“国家契约说者，霍布士倡之于前，陆克和之于后，虽久行于英国，然学者徒以为谈助耳。及卢骚出，遂为群体之原动力，如纵火森林，适得疾风，既燃法国人群，遂及欧洲大陆。”认为：“此理论之结果，不与群体以分寸之安宁，不加国家以毫发之巩固，反使人群基础以是倾颓，政治组织因之泯灭，创亘古未闻之大革命，腥风膻雨听遍欧洲，其祸之酷，可胜言哉！”又从“历史”与“论理”两方面指出其问题所在，强调契约说在历史上未有成例，且其对平等的假定亦不合逻辑，断言其“实破坏国家之理想而蹂躏国法之基础者也，称之曰政理论，不若曰无政论较为妥帖”。[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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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市岛谦吉的《政治原论》与小野梓的《国宪泛论》等著作中，[126]对卢梭学说亦多有批评，《政治原论》中“论政治之起原一节，痛诋卢骚国家由人民契约而成之说，一则曰荒诞无稽，再则曰浮夸诞妄”；《国宪泛论》则“驳卢骚之言谓立法之官非全能之官，盖恐其说一行则合众之政体将邻于专制，故为峻辞以拒之”。[127]高田早苗所著《国家学原理》，亦“以神学契约为失当”。[128]正如上述，《民约论》与各家学说缠绕不清，故讨论梁启超的相关认知，亦需要在相应的参照系中把握其位置。正是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使梁启超对《民约论》的认识和思考更趋丰富与全面，而这些与“民约论”异质的学说，在当时国内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对卢梭思想的接受又将造成何种制约，则是另可探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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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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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学说的传入，不单是其自身内容的简单传递，更与当时的知识环境紧密相关，思想人物的主体性，从中也多有体现。以梁启超而言，其固接触过诸多“反卢梭学说”，但就其思想特性而言，仍不宜过分强调学说之间的对立。如论者所指出的，梁氏“将日本人所译西籍糅合在自己的文章中而不分派别、不分本末地输入国内”，其《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关于国家主权归属问题，梁启超依据的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在政府起源问题上，他依据的是卢梭民约论；在政府成立的目的上，他明显受到加藤弘之的影响。并且我们在其文章中也能看到福泽谕吉的文明三段论的影子。而在这篇文章的最主要部分，梁启超正是以中村正直译的《自由之理》为蓝本写成的”。[129]对梁氏而言，上述学理的相互关系或许并非“互斥”，而是“叠加”，无论是国家学、强权说还是民约论，无不“为我所用”，并不专一。又如学者所言，梁启超“对卢梭的批判是在承认卢梭的历史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130]1900年梁氏出访夏威夷时便有诗云：“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131]这种论调在其经办的刊物上不胜枚举。对卢梭所受之非议，梁氏也多有回护，认为其学说固然多受攻诋，但仍有着真理的内核，谓：“卢梭民约之说，非指建邦之实迹而言，特以为其理不可不如是云尔。而后世学者排挤之论，往往不察作者本旨所在，辄谓遍考历史，曾无一国以契约而成者，因以攻民约论之失当，抑何轻率之甚耶！”[132]并强调卢梭关于自由平等的论述“可谓铁案不移”。[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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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所作政论亦多受《民约论》影响，如称：“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约。……故欲求政府所当尽之义务，与其所应得之权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为断。”[134]对卢梭所指出的一点，即“苟以一人或数人所决定者，无论其人属于何等人，而决不足以成法律，又虽经国民全员之议决，苟其事仅关于一人或数人之利害而不及于众者，亦决不足以成法律”，梁氏即表示：“此论可谓一针见血，简而严，精而透矣。”[135]后在《新民说》中，梁氏亦借“契约说”论法律思想，称：“凡一群之立也，少至二三人，多至千百兆，莫不赖有法律以维持之。其法律或起于命令，或生于契约。以学理言，则由契约出者谓之正谓之善，由命令出者谓之不正谓之不善。”[136]在其看来，无论是政府之组织，还是法律之订立，“民约”原则皆应得以体现。梁在称引《民约论》时，对其缺失则了解甚详；当对卢梭有所驳正时，也未因此而全盘否定其理念价值。政学史家评价“社会契约之学说”时称：“一种学说就历史论，则为不健全，在逻辑上，则错谬矛盾，竟能为一六八八年之英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之根据，并能为近代民主政治与公民自由之一种哲学的基础，此种事实谓非政治思想史中之一大谜不可得矣。”[137]此种悖论，在梁启超身上也有着生动的反映。而因卢梭学说自身的复杂内涵，对当时的新学人士而言，在其“吸引力”与“拒斥力”的双重影响下，难免也造成某种认知、接受上的困惑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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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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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由赖骏楠老师点评，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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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晓苓：《卢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国的引介及其历史作用》，思想史编委会编著《思想史·专号：卢梭与早期中国共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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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晓苓：《民国时期关于卢梭的论争》，乐黛云、钱林森等主编《跨文化对话》第31辑，三联书店，2013，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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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关研究在论述《民约论》的在华传播时，多以梁启超为重心。论文有林启彦《卢梭〈民约论〉的传来及其对清末政治思想的影响》，氏著《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法〕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日〕川尻文彦：《清末中国接受〈社会契约论〉之诸相》，崔博光主编《东北亚近代文化交流关系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专著则可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新星出版社，2006，第169页；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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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民丛报》第19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影印版，2008，总第2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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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君武后曾提到：“卢骚《民约论》共四卷。一八九八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刻日本中江笃介汉译第一卷，名《民约通义》。一九〇二年杨廷栋据日译成四卷。日译已多错误，杨译更讹谬不能读。”见马君武《〈民约论〉译序》（1916年12月31日），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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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残稿存目”，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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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唯见狭间直树先生曾提及这条史料，然而也未展开论述。见〔日〕狭间直树《“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袁广泉译，沙培德、张哲嘉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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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有为：《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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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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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国威：《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或问》2003年第5期；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资料来源考》，《文献》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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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书目志》（1898年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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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京来信》（1899年2月18日），《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平凡社，1976，转引自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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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考潘光哲《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5期；沈国威：《古城贞吉与〈时务报〉的“东文报译”》，《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第363—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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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绍介新书》，《新民丛报》第36号，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总第5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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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绍介新书》，《新民丛报》第40、41号合本，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总第5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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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内田满：《面向美国政治学的志向性——早稻田政治学的形成过程》，唐亦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10、14—16页。据高田氏在序中所称，原著为ゼ、ステート。ヒストリカル、エンド、ブラクチカル、ボリチックス，即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一书（见ウッドロオ·ウィルソン《政治汎论》，高田早苗译，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895，“序”，第1页）。相关论述可参考孙宏云《威尔逊的政治学著作〈国家〉在近代东亚的翻译》，《史林》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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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威尔逊：《政治泛论》上卷，麦鼎华译，广智书局，1903，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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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威尔逊：《政治泛论》上卷，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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