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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唯见狭间直树先生曾提及这条史料，然而也未展开论述。见〔日〕狭间直树《“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袁广泉译，沙培德、张哲嘉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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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有为：《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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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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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国威：《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或问》2003年第5期；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资料来源考》，《文献》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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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书目志》（1898年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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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京来信》（1899年2月18日），《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平凡社，1976，转引自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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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考潘光哲《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5期；沈国威：《古城贞吉与〈时务报〉的“东文报译”》，《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第363—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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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绍介新书》，《新民丛报》第36号，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总第5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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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绍介新书》，《新民丛报》第40、41号合本，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总第5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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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内田满：《面向美国政治学的志向性——早稻田政治学的形成过程》，唐亦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10、14—16页。据高田氏在序中所称，原著为ゼ、ステート。ヒストリカル、エンド、ブラクチカル、ボリチックス，即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一书（见ウッドロオ·ウィルソン《政治汎论》，高田早苗译，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895，“序”，第1页）。相关论述可参考孙宏云《威尔逊的政治学著作〈国家〉在近代东亚的翻译》，《史林》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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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威尔逊：《政治泛论》上卷，麦鼎华译，广智书局，1903，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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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威尔逊：《政治泛论》上卷，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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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ウッドロオ·ウィルソン：《政治汎论》，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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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威尔逊：《政治泛论》上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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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论述，可参考浦薛凤《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61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二章的开头写道：“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然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了；这时，家庭本身就只能靠约定来维系。因而城邦的社会纽带就确实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由家庭的纽带扩大而形成的，也不是根据同样的模式。”（〔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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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具体论述，可参考拙文《〈仁学〉政论及其思想来源：民约东来之前的“卢梭式”论说》，《政治思想史》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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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同译书局新出时务各书》，《申报》1898年7月4日，第4页；《大同译书局书目》，《申报》1989年8月19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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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法〕戎雅屈·娄骚：《民约译解》，中江兆民译，佛学塾出版局，1882。相关分析，可参考彭姗姗《半部〈社会契约论〉：中江兆民对卢梭的翻译与阐释》，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28辑，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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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民约通义》，大同译书局，1898，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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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民约通义》，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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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民约通义》，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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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犯党脱逃》，《申报》1898年9月26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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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论者指出，《民约通义》在当时国内流传多广，究竟为多少读者所读，“在今天仍是有待解答的问题”，因当时报刊舆论“对它们的引用、提及，即足以证明其确实出版过的证据亦不可得”。参见〔日〕岛田虔次《中江兆民著译作在中国的传播》，贺跃夫译，《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2年第5期，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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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草茅危言》，《清议报》第27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总第1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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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日〕川尻文彦《“民主”与democracy——中日之间的“概念”关联与中国近代思想》，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中华书局，2008，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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