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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唯见狭间直树先生曾提及这条史料,然而也未展开论述。见〔日〕狭间直树《“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袁广泉译,沙培德、张哲嘉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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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有为:《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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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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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国威:《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或问》2003年第5期;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资料来源考》,《文献》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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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书目志》(1898年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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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京来信》(1899年2月18日),《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平凡社,1976,转引自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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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考潘光哲《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5期;沈国威:《古城贞吉与〈时务报〉的“东文报译”》,《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第363—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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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绍介新书》,《新民丛报》第36号,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总第5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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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绍介新书》,《新民丛报》第40、41号合本,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总第5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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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内田满:《面向美国政治学的志向性——早稻田政治学的形成过程》,唐亦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10、14—16页。据高田氏在序中所称,原著为ゼ、ステート。ヒストリカル、エンド、ブラクチカル、ボリチックス,即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一书(见ウッドロオ·ウィルソン《政治汎论》,高田早苗译,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895,“序”,第1页)。相关论述可参考孙宏云《威尔逊的政治学著作〈国家〉在近代东亚的翻译》,《史林》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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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威尔逊:《政治泛论》上卷,麦鼎华译,广智书局,1903,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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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威尔逊:《政治泛论》上卷,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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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ウッドロオ·ウィルソン:《政治汎论》,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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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威尔逊:《政治泛论》上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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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论述,可参考浦薛凤《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61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二章的开头写道:“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然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了;这时,家庭本身就只能靠约定来维系。因而城邦的社会纽带就确实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由家庭的纽带扩大而形成的,也不是根据同样的模式。”(〔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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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具体论述,可参考拙文《〈仁学〉政论及其思想来源:民约东来之前的“卢梭式”论说》,《政治思想史》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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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同译书局新出时务各书》,《申报》1898年7月4日,第4页;《大同译书局书目》,《申报》1989年8月19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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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法〕戎雅屈·娄骚:《民约译解》,中江兆民译,佛学塾出版局,1882。相关分析,可参考彭姗姗《半部〈社会契约论〉:中江兆民对卢梭的翻译与阐释》,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28辑,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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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民约通义》,大同译书局,1898,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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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民约通义》,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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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民约通义》,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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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犯党脱逃》,《申报》1898年9月26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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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论者指出,《民约通义》在当时国内流传多广,究竟为多少读者所读,“在今天仍是有待解答的问题”,因当时报刊舆论“对它们的引用、提及,即足以证明其确实出版过的证据亦不可得”。参见〔日〕岛田虔次《中江兆民著译作在中国的传播》,贺跃夫译,《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2年第5期,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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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草茅危言》,《清议报》第27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总第1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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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日〕川尻文彦《“民主”与democracy——中日之间的“概念”关联与中国近代思想》,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中华书局,2008,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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