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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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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彭正湘、余昭绪：《陈瑾昆：单骑赴延安》，《湖南党史月刊》1991年第10期。陈瑾昆的入党时间，有人认为是10月，见范烨《“红色法学家”——陈瑾昆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兰台世界》2014年第19期。从陈瑾昆9月下旬离开张家口奔赴延安的行程看，10月即入党似乎有些仓促，更多的论著似乎还认为是12月，介绍人为毛泽东与刘少奇，参见《二十世纪湖南人物》，收入湖南图书馆“人物库”，http：//www.library.hn.cn/hxrw/xdrw/sbjld/cjk.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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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杨永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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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第1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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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第10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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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第1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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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平原：《董必武等领导的华北根据地〈民法典〉起草情况初探》，《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10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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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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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第1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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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易清：《论根据地政权后期起草民法典的尝试》，《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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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第10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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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华北人民法院：《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前身》，《人民法院报》2011年6月2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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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何勤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的命运》，《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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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见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第20—22页，转引自张鸣《1954年宪法是怎么来的》，《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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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法律人的世界 国家主义与团体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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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工商社团立法思想的演进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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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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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寅初学成归国后，面对中国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贫弱，倾向于李斯特国家主义思想，期待出现强力政权以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马寅初在立法院负责经济立法工作，主持了《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工会法》等一系列工商社团立法，试图通过立法树立政府在工商界中的权威，实践其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的理念。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加重，马寅初力主通过团体统制挽救经济困境，并促成工商社团统制的法律化，主导了《工商同业公会法》的修正和分拆。随着国民党统治的恶化，他的美好愿望不免落空，但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法制进步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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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寅初 工商社团 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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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有着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特殊背景，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马寅初是其中经济法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学界对马寅初的研究较多关注其“新人口论”及其在民国时期的经济财政思想，而关于他对经济法制贡献的研究则并不多见，马寅初曾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并参与多项重要立法，学界较少注意他关于工商社团立法的理论主张。[1]本文主要根据马寅初本人的相关著述及《立法院公报》《申报》等资料，试对马寅初工商社团立法的理念及实践做一探讨，以管窥中国近代知识阶层对经济法制建设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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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末民初工商社团法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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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社团是工商界基本秩序的载体。中国传统王朝体制下，工商业者居于四民中的“末业”，国家少有以立法来加以保护和规范。“当法律不能完全保护时代，都会中之商人必有一种社团的自治制度发生，为各国所同有之现象”，[2]在法制缺失的环境下，中国工商业者以同业或同乡关系作为联结纽带，组织了公所、公会等多种形式的团体，通过行业自治谋求生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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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门洞开后，工商业逐渐得到官方重视，政府为了广辟财源，开始对工商社团加强国家干预。清末颁行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标志着近代工商社团法制的诞生，民初颁行的《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则进一步将商会和同业组织都纳入国家法制管辖范围。除了商界团体，随着近代工人群体的发展壮大，工会立法的必要性也日渐凸显，民初政府先后拟定了数部工会法草案，但其对工会的政策一直比较矛盾，加之政局不稳，工会法始终没有正式颁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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