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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大辞典》12位校订（阅）者中的11人在该书编纂出版前后的主要履历与活动能搜集到的情形大致就只有如上一些材料。另有葛达曼利遍寻无着，未知其系何方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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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律大辞典》的协助编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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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法律大辞典》“编辑大意”言，“本书在编稿、整理及校对时期，石颎博士、祝匡明、李毓芬、余祥森、贺卿元、贺圣鼐、张联芳诸先生，暨施方、祝匡正两女士，均尽有相当劳力”，上述诸人相比于前述校订（阅）者，也许实际贡献更大，只是名望上要小许多。[46]能找到的生平线索也非常有限。兹略做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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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匡明，江苏松江（现上海市松江区）人，192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第七届），获法学学士学位。长期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是1941年成立的上海基督教文化人团体——渔社的主要发起人。1922年曾在东吴大学《法学季刊》上发表《汽车主人对于御者疏忽行为之责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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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匡正（1909—？），江苏松江（现上海市松江区）人，1934年6月毕业于私立持志学院法律系。长期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1937年4月被选举为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1946年4月被选举为上海律师公会理事。1948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律师公会代表（律师公会、青年党候选人）。民盟早期成员。著有《房屋租赁条例详解》（大东书局，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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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祥森（1897—？），字讱生，福建闽侯人。日本上智大学毕业。历任上海学艺大学、法政大学教授，正始中学教务长（教授德文），商务印书馆编辑，华通书局总编。[47]“五四”后曾参加文学研究会，为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第14卷第1期，1923年）。抗战后，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司长。著有《现代德国文艺思潮》（上海华通书局，1929）、《德意志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附英汉对照表）》（何炳松等改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增订版）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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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卿元（1905—？），江苏金坛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专门部法律科（第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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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圣鼐，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法学硕士（1930年）。曾与董康合译《意大利刑法（英日对照）》（《法学杂志》第6卷第6期，1933年；第7卷第4、5、6期，1934年），发表《妇女在唐律上之地位》（《法学季刊》第4期，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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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联芳（1905—2002），江苏松江（现上海市松江区）人。幼时与史量才是邻居，史赞其敏而勤学，荐于《申报》充誊录核对员，后荐入上海大东书局法律函授深造后助编《法律大辞典》。抗战中于难民医院、红十字会充文书。1949年后任上海铁路局秘书、上海文史馆馆员。工书，尤善小楷，能诗。时人将其与施蛰存、程十发并誉为“松江艺坛三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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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李毓芬、[50]施方，未知何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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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律大辞典》编纂群体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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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上述《法律大辞典》的编纂群体串联起来，将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关系图谱，可以借此考察1930年前后的法律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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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法律大辞典》编纂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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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中大致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法律群体的交往仍然依赖于一些传统因素，如同乡关系（福建闽侯、江苏武进）仍然构成交往的主要因素。《法律大辞典》编纂群体的会集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福建闽侯同乡的色彩，而在邀约校订者时，余祥森以及王景岐、王亚徵父女的加入显然与闽侯人的色彩分不开。在同僚关系上，暨南大学法律系、持志学院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汪翰章应该是这一群体的纽带；此外，司法行政部、朝阳大学、北京大学法律系同僚、东吴大学法学院师生以及留日群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董康的巨大影响。最后，上海律师界（上海律师公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这与上海律师界的传统以及相对密切的组织联系有关。大体上，《法律大辞典》编纂群体的关键联系大致如下：陈沂（林超？）—林众可（同乡：福建闽侯）；林众可—孟寿椿（同僚、社会活动）；孟寿椿—汪翰章[51]—董康[52]（同僚：大东书局）。所涉及的群体大体有三个，一个是以董康为中心的群体（法律界），一个是以林众可、孟寿椿、汪翰章为中心的群体（沪上文化教育出版界），一个是以陈沂、林众可、余祥森（旅沪闽侯同乡）为中心的群体。这些群体的会集与当时上海作为南京、北京之外的第三极以及上海活跃的社会活动有关。[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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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20世纪30年代法律群体的三种交往途径与方式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相互联结的光谱。在光谱的传统一端，是同乡关系；在光谱的现代一端，是社会组织与社会活动；介于二者之间的，则是围绕着大学法律系与司法机构形成的同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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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律大辞典》的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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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大辞典》的出版者大东书局创办于1916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出版机构，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并称四大书局（民营）。1931年的大东书局规模相当可观，其编译所下设教科、法制、国学、字典、英文、丛书、艺术、儿童八个部，辖管《现代学生》《学生文艺丛刊》《科学月刊》《社会科学杂志》《新家庭》《戏剧》《现代女学生》七大杂志社，并附设东方舆地学社、法律函授学社两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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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大东书局“以考试院于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之《高等考试司法官律师考试条例》，其中规定资格，‘除大学法科而外，凡有大学或专科学校法律政治学□毕业之同等学力，经检定考试及格者，得应其考试’。为普遍灌输法律知识，速成法学人材，以应亟需起见，特创设法律函授学社”，[54]聘请汪翰章（时任暨南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法律丛书编辑主任）为社长，董康为教务主任，戴修瓒（前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兼教授，时任暨南大学、东吴大学教授，兼上海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及中国公学教务长）、石颎（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法律系主任兼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郭卫（时任江南学院院长）、梅鹤章（前大理院推事）、张志让（前大理院推事）等分任教授。[55]据称，法律函授学社报名入学者月数百人。[56]1933年，大东书局法律函授学社更名为大东法律函授学校，负责人变更为丘汉平。[57]而据1934年《上海市核准登记私立函授学校统计表》载，大东法律函授学校学生数达856人，教职员数21人，在当年核准登记的私立函授学校中位列第三，在专业性私立函授学校中位列第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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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函授学社与大东书局注重法律书籍出版的特色互为表里。[59]应该说，《法律大辞典》的编纂出版是大东书局创立并维持其在法律书籍出版领域声誉的重要工作之一，而《法律大辞典》的编纂以及法律函授学社的运作也展示了法律界与出版界的深度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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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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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审视《法律大辞典》编纂出版群体的种种，至少有一些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政权中心的更迭，使与北京政府关联密切的长期活跃在北京的法律家群体南下上海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在上海各校兼授法律课程。这样的选择大体上可谓“攻守兼备”。上海的商业、教育与出版给予了这一批法律家群体充分的活动空间，同时上海与新的权力中枢南京关系足够密切，可以随时观察南京的动向，影响南京的某些决策，进而直接进入权力中枢。20世纪30年代上海法律界以及相关的教育界、文化界乃至出版界的繁荣，均与此人员流动有关。而董康无疑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当然，上海本地律师界、教育界以及出版界对这一群体的接纳也无疑值得肯定。上海律师公会、东吴大学法学院、暨南大学法律系、大东书局四者成为接纳南下法律家群体的主要基地。《法律大辞典》的编纂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这一勾连的历史图景。随着南京政权的稳固与常规化，这一群体已经开始分化，部分陆续返回北平。抗日战争爆发后，整个上海法律界以及相关的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随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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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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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翰章主编《法律大辞典》，大东书局，1934；汪翰章主编《法律大辞典》，陈颐勘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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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观清末民国法律辞书，就篇幅、收录辞条数目、编纂体例、术语释义等方面，汪翰章主编的《法律大辞典》与郑兢毅、彭时编的《法律大辞书》（商务印书馆，1936）可谓“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