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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葛召棠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名人和法律名人，他因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而声名远播。葛召棠司法才干的培育与爱国主义情怀的熏陶，与他在上海法政学院的三年求学经历有重要关系。他不仅在课业上有优异的表现，还致力于学术创作，撰写法家思想论著。九一八事变后他担任学校救国会《抗日特刊》总编辑、学校赴京请愿督察政府出兵团总纠察、上海旅沪安徽籍同学会抗日救国会干事，积极抗日。他的求学经历为我们了解民国法律学生的生活图景提供了一个窗口，他的自律与坚守对当今法律学生有重要的学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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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葛召棠 上海法政学院 抗日救国会 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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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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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为清算日本战犯的罪行，根据相关国际法的规定，从1945年12月16日到1946年5月1日，分别在南京、汉口等十处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各地区的日本乙、丙级战犯。其中设在南京的“审判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最受人关注。[1]本文的主人公葛召棠便是该法庭的五名主审大法官之一，他亲自参与了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审判。[2]葛召棠不仅参与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还作为首都地方高等法院的推事参与了对多名汪伪汉奸的审判，其中包括温宗尧、林柏生、丁默邨、罗君强、王荫泰、殷汝耕、汪时璟、周作人等人。[3]他在这一系列审判中充分展现出一名中国法律人杰出的司法才干与赤诚的爱国情怀。他也因审判战犯和汉奸名垂史册，获得世人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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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葛召棠的著述不在少数，但几乎所有著述的基本思路是对他法律生涯中光辉事迹的结果式呈现，对于呈现这种结果的缘由，无一著述涉及。[4]笔者不反对目前著述的基本思路，但更关注造就结果的缘由：作为法律人的葛召棠何以有如此的司法才干胜任战犯与汉奸审判工作？他的爱国主义情怀除了作为中国人的本性流露外，又因何机缘得到培育，使其能理性地通过行动表达出来？如果要考证其中的缘由，最重要的一种路径便是回溯到他的学生时代。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律教育已基本脱离前清的学徒模式和自学模式，法律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被纳入高等教育体系。[5]所以当时一个人想习得系统的法律知识，进入法律院校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和现在一样，大学生大都在18—22岁，[6]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方面，这都是一个人迅速走向成熟的阶段。他们的情绪体验强烈而富于热情，是高尚情操形成、人生观逐步确立和稳定的重要阶段。[7]可见，大学时代对一个人的知识系统的构建与人生信仰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奠基与导向作用。不仅如此，就目之所及，当时的法律人还会因其学历背景在今后的从业中被划分为不同的派系，诸如律师界中的东吴系律师、法政系律师、持志系律师等。无论在法律意识还是法律知识层面，学校时光都会对一个法律人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对葛召棠学生生涯的回溯对于廓清上述问题将会是一个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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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近代法律教育史研究中，有一种长期聚焦于法律名流，即在当时及现在看来相对有名气的已从法学院毕业的法律人的现象，[8]而缺乏对他们在学习法律阶段以及对其他普通在校法律学生群体的关注。笔者认为，研究近现代中国法律教育乃至法治建设状况，这些“箭垛式的人物”[9]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这也只是一个切入点，无法全面深入展现整个中国近现代法制以及法律教育的状况。像在清代律学领域，“箭垛式的人物”沈家本在人们的印象以及研究著作中，几乎代表了清代律学的全貌，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首先，沈家本所处年代已是清朝晚期，就清朝200多年的历史来看，很难说有代表性；其二，清代律学家不只有沈家本，还有薛允升、沈之奇等。[10]所以，对更加普通广泛的法律学生群体的研究，便是绕开“箭垛式的人物”，力求更加全面地还原近现代法制以及法律教育史样貌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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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在近代法律教育史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具体叙述1929—1932年葛召棠求学上海法政学院的经历，从学习与反日活动两方面分析他的在校表现，在探明上述问题的同时，以期能更进一步在对民国法律人尤其是民国法律学生生活图景的微观叙事中，对全面了解近代法律人共同体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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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律之外：自信天下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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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召棠（1908—1960），名希栋，安徽繁昌人。他的家境颇为优裕，其曾祖葛洪是清咸丰年间的秀才，以医为业。祖辈与父辈均开药铺，兼业中医。他八岁进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就读于繁昌县模范小学、芜湖新民中学以及南京五卅中学。[11]1929年葛召棠考取上海法政学院，于1932年顺利毕业。大学毕业后，他办过报纸，从事过教育行业。[12]不过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从事司法审判工作。1936—1947年，他先后担任皖北多地司法处的审判员。1947年，葛召棠被召入新成立的首都地方高等法院。正是在任职首都地方高等法院推事期间，他参与了对日本战犯和汉奸的审判工作。[13]新中国成立后，他短暂地担任过人民审判员。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在劳改中因一次劳动事故受到严重的伤害，于1960年不幸离世，结束了其短暂而辉煌的一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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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召棠不只是一位有着丰富司法经历的法律人，他的书法造诣也颇为人所称道。在去上海学习法律之前，葛召棠在繁昌当地已小有名气，这源于他自己的书法，他的字得到当地很多人特别是商人的青睐。[15]选择法律之路后，他并没有因此而荒废书法，而是利用闲暇时间苦练，书法技艺日益精进，得到时人极高的夸赞。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鲍幼文（1898—1961）说他的字“四体皆尽善”，[16]而在中国近代书法史上，“四体皆精者，可谓寥若晨星。在昔西有三晋赵铁山，东有沪上邓散木，舍此而外，海内似乎找不到能与之鼎足而三的人物”。[17]清代大文学家吴汝纶之子，近现代著名国学大师、书法家，桐城派末代代表人物吴北江（1877—1950）更是称葛召棠的书法为“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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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翁书法推神品，梁邓包传火尽薪。二百年来谁继起？芾南楼里读碑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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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葛召棠的书法在其生前已有如此造诣，倘若再假以时日，或许真会如著名书法家王业霖（1946—1998）所预言的那样，“葛召棠先生必将是吾八皖书坛上的一代大匠宗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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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召棠还将笔触伸向了历史学，并且卓有成就。作为一名旧司法人员，葛召棠受到了司法改革运动的影响，于1953年被迫转业进入安徽省博物馆从事编审和古今字画鉴定工作。[20]这一调动，看似把他从专业领域调入了业余领域，但其实不然。他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工作，再加上他本身对新工作的兴趣，很快他便以业余身份做出了专业成果。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1954年他亲自率领考古队回繁昌县老家调查，在柯家冲首次发现北宋时期的繁昌窑（即柯家冲）遗址。[21]据专家考证，繁昌窑是长江下游唯一专烧青白瓷的大型古窑遗址，全国现在能确定是北宋早期的瓷窑仅此一座，相当宝贵。[22]除此之外，他还在充分搜集太平天国史料的基础上，相继在权威的史学期刊上发表了研究文章。其中他与孙百朋合作的《关于绩溪曹氏支祠的壁画是太平天国嫡系部队所绘的考证——对罗尔纲先生提出几点商榷》，对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所提出的“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引来罗尔纲撰文回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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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召棠是名副其实的多才多艺，他的笔除了能变生出各体书法，撰写史学文章外，还能“生花”。他画的梅花，笔力遒劲，有其书法之风，简单几笔，梅花的傲寒之骨就已跃然纸上。[24]正是这样一位有着八斗之才的人选择了法律这条道路，用他的如椽之笔在法律的天地中尽情施展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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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业与学术：法律学生的法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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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时人常把学习法律当作进入仕途的另一种替代方法，视法校是“为官之利器”，以致“腥膻趋附，熏获并进”。[25]当时有人更是把法律院校形容为“军阀官僚养成所”，将法律学生形容为“贪污土劣预备队”。[26]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当时还有一批有着法治理想的青年，他们或许也带着学而优则仕的心态，但是他们未来是想为天下“仕”，为法治“仕”。葛召棠便是怀揣法治理想的法律学生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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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政热与葛召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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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习业法律是晋身仕途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自清末产生以来就很受欢迎，颇得青年学子青睐。时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对当时的法政热有着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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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之法政学校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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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中期，1930年的教育统计显示，当年全国各大学及学院学生数中，法学院学生有3507名，占大学生总数18.03%，名列前茅。不仅国内的大学生以习法政为尚，留学国外的学生也以460名学习法科，占当年留学生总数的31%而遥遥领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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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葛召棠为何选择了法律这一途呢？据其家人回忆，当时葛家在繁昌县城经营中药店，因贸易往来常与人发生纠纷，且时常会遇到一些不讲理之人，葛家认为家中需要出一个“能说会说道理的人”，以保护中药店的合法权益，不受恶人的骚扰。[29]这个重担便落在了长子葛召棠身上，然而促成他选择法律之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心中的法治理想。自20世纪初开始，“法治”早已成为国人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和深入人心、流传广泛的时髦语词。[30]法治救国也是众多法律人所共持的理想。尤其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以后，葛召棠坚信法治是这个时代的潮流：“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开始争自由争平等而达到法治时期了。”[31]后文提到他在大学期间努力精通法学课程，并研究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法家学说，便是他作为法律学生实践法治理想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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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葛召棠考进了上海法政学院，学制三年。[32]上海法政学院的前身是女子法政学堂，由民国著名法学家徐谦及其妻子沈仪彬创办。后在张知本的资助下，“在亚尔培路附近租一小屋，举行招生，各科试题皆由余出，与试学生数千人，原有房子不敷，乃分成一、二、三、四等院，录取学生八百余人”，[33]由此开启了上海法政学院的成长历程。葛召棠就读的三年间，诸多名师如郑毓秀、高一涵、周新民、赵琛、丁元普等齐聚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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