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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第一章 1951年：“宗派斗争”的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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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当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整个华夏大地展开它轰轰烈烈的历史的时候，中国西南地区平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柳坪村也开始进入了绵长的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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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位于长江上游、重庆市以东359公里处，幅员广阔，连山带江，道兼水陆，县城临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长江由西向境内航段长达68公里，南、北各两条可行船的支流，水系密集深切。县境为盆中丘陵向盆边山地的过渡地带，山体构造复杂，岭壑纵横，海拔高低悬殊达1714米，其土地构成特点可谓“七山一水两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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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历史悠久，人口密集。明末的战乱曾造成平县人口锐减。但自清代康、雍、乾时期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移民迁来平县后，平县的人口又迅速膨胀起来，到1950年已经达到了66万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在清中后期越来越突出。平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区，工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水平都很低，农民的生活一直相当贫困。柳坪村主产玉米、红苕、高粱、马铃薯、小麦和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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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坪村位于平县县城西北50公里处，属中低山丘陵。村落由许多分散的坝或山间平地等小聚落组成。村落的中心区域位于从明同坝到曹家冲、杨柳湾一带。以北，是山高坡陡、人稀物穷的牛家沟；以东紧靠长江的一条支流——梅溪河，俗称大河，与白杨村隔河相望；以南是地势较为平坦的明月坝，与山阳村相接，村民到河对岸的山阳场镇及去县城都得经过设在山阳村的渡口；以西是一个名为走牛梁的山梁。曹家冲是全村的政治中心，也是赵姓人的聚居地；明同坝和明月坝是全村土地肥沃、富户集中的自然村，主要是李姓人的聚居地；全村另一大姓严姓则散居在明同坝以北的广阔地带。在历史上，明同坝以北（含明同坝）被称为“上保”；以南被称为“下保”。（具体参见下图）全村山梁高度从100米到600米不等。在曹家冲的山梁上有一个寺庙，名为山神公，是村民拜土地神的地方，也是全村聚居议事的处所，后来成为村里儿童接受发蒙教育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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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坪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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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坪村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平县驯鹿乡第八保。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不久，废保建村。第八保因多杨柳树，故被命名为柳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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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江上游的宗族大多是清代以后重建的，因此宗族的规模和影响相对都比较小，家庭结构也偏小。〔1〕柳坪的情况正是如此。保里三大姓——严姓、赵姓和李姓均系清代移民的后裔。严姓系湖北大冶移民，康熙年间迁来；赵姓系江西移民，清1733年迁来平县，又过了若干年迁来柳坪；李姓也是清代从外省迁来的。因为现在的村落是清初才形成的，所以，宗族势力很弱，各姓均没有建宗祠，也没有族田。村里的宗族矛盾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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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在关中、华北的研究发现，当地的土地租佃率非常低，〔2〕而即使是租佃率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和华南，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也不是发生在地主和佃农之间。〔3〕那么，长江上游地区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初，清政府为了在这一地区招徕垦荒，一度放弃维护“原主产权”的政策，从而使地权分散，许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加上人口不断膨胀，耕地不足而析产分居，这就使小农经济成为这一区域的主体，阶级分化也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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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驯鹿乡第八保（柳坪）来说，全保到1950年时共有260户，1330人，田产白米3878石，地产白米1942石，每户平均5.1人，人均占有出产4.334石米的田地。保里土地分配并不悬殊，最大的地主、有“严土地”之称的严太元收租也不过三十多石米。地主、富农人均占有的土地产量仅是贫农、中农人均占有土地产量的3.76倍。〔4〕显然，土地占有比较平均的情况使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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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许多村民在访谈中都说，许多富户人家受过不少教育，为人比较讲究“天良”。例如，严太元就因此有“严菩萨”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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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良心”概念之所以也被称作“天良”，是因为“良心”、“良知”不仅是道德之知，而且也是天赋之知。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5〕但这种天赋并非人皆有之。所谓良心或良知首先是士绅阶层成就圣贤人格的体现。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6〕“天良”不仅使严太元这样的传统读书人自身以圣贤人格为追求，而且也塑造了一个和睦有序的社会氛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国家的礼治秩序正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的修身而在普通农家那里发挥示范作用，从而在村落范围内形成了某种意义上以个人关系和社会责任为基础的道义共同体。〔7〕当然，农民的道德良心与乡绅的道德良心并不完全是同源的。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农民的生存伦理植根于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在生存根基薄弱的情况下，安全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回避各种风险和冲突，以防止任何“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8〕。但无论是从乡绅的追寻先贤来说，还是从农民的回避冲突来说，都表明村庄内部矛盾并不突出，暴力冲突更是罕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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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在做土改口述史研究时却发现，就在柳坪这个宗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不突出的村庄里，1951年初却着实上演了一场异常激烈、致人死地的“宗派斗争”。这场斗争的风浪是如何突然产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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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保解放前的最后一任保长是赵伯举，赵伯举为人较为本朴，不善言辞，而且当保长的时间也很短。保里在解放前政治上更活跃的人物是前任保长孙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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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林是下保人，而且是保里的小姓。他在外乡虽然也有一小块土地，但他在本保的土地却是向保里的富户李焕景租佃的。尽管孙玉林又把地租给其他村民去耕种，但他毕竟只是个“二地主”，在经济上是没有多少地位的。小姓，无地，却又爱抛头露面、吆三喝四，这就使孙玉林成了保里富户们推出的理想保甲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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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在通行的看法，保长一般并非地方上的实权人物，他们往往只是地方豪强的代表，作为地方士绅与国家权力间的缓冲人物。〔10〕不过，处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中，既可能是两面受气，也可能是左右逢源——其中的差别则要看保长的周旋能力。尤其是随着20世纪国家政权不断向下延伸，赢利型经纪模式替代了村庄原有的保护型经纪模式，有更多的土豪、无赖窃取了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他们充任公职常常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11〕保长虽然没有多少正式的薪俸，但通过征粮款、拉壮丁等关节上的运作，产生许多私下捞取油水的机会。何况，当保长还可能有经济之外的好处，比如说对那些好色之徒而言，这个职位就能为他们欺男霸女提供一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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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八保前后几任保长中，孙玉林这个保长算是当得最为滋润的，可谓是财色双收。后来他又被乡里选中，当上了驯鹿乡乡队副（相当于今天的乡武装部长）。乡队副这个职务要干的一件主要差事是负责在全乡抓壮丁，这使孙玉林势必要得罪许多人。但孙玉林在这件事上并非平均使力。第八保的上保与下保之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上保历来是全保的政治中心，而下保则因其平坝较多、地势有利而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孙玉林本来是上保地主李焕景的佃户，但他本人却是下保人，而且因为李焕景的家境一天天在败落，所以，孙玉林就渐渐不把李焕景和上保放在眼里，在征粮、征兵上都比较偏袒下保，而对上保则步步紧逼。由于孙玉林在乡里颇得乡长的赏识，李焕景虽然心里恼火，但一时对他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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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6日，共产党接管了县政权。1950年，共产党对民国时期全县36个乡镇及其基层乡村的保甲建制暂时都没有变动，只是将县与乡镇之间职权较虚的3个指导区改建为具有实权的5个区，新政权的政策主要依靠区公所来贯彻和推动。驯鹿乡所属的区为山阳区，区公所驻地在山阳场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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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山阳建立起区公所后，原驯鹿乡乡长立即作为地下党认定的恶霸地主被抓了起来。乡队副孙玉林本不算什么地主，他本人也并无太大恶绩，只是喜欢在本保干些男女苟合的勾当或强占民女之事，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将他作为立即镇压的对象。因而，1950年12月新上任的驯鹿乡长兼乡农会主任李西明提出留任孙玉林为乡队副时，区公所没有表示异议。李西明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第八保下保的一个贫农。为什么区公所同意李西明来当乡长兼乡农会主任呢？因为那时山阳区的共产党员还极少，农民又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在地主出身的人被逐出乡政权后，那些出身贫苦、能说会道、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人就被推出来暂时填补这个职位的空当。李西明出身贫穷，但富有口才，是地方帮会组织的头目（位居“汉流大爷”），因而被区公所确定为驯鹿乡新旧乡政权交接的过渡人物。第八保中农出身的乡村医生严本立也因为这种原因被选为保农会的第一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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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乡长的倒台让孙玉林心里有些慌张。尽管他得以留任，但他已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必须想办法控制局面，继续保持他在乡里和保里的政治影响，至少是免遭打击。孙玉林与新乡长李西明同为明月坝人，平素关系不错，这是他谋求自保的一个有利条件。这时发生的陈邦友事件表明了孙玉林的政治影响依然存在。当时任保农会武装队长的王保卓是这样回忆前后经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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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解放的时候，保长是赵伯举。赵伯举当保长当了几天，一个月后就变成了农会，现在农会主任还在呢，就是严本立。他是开会时被选出来的。我（当农会主任）在他之后。他当农会主任，我就当民兵队长……。这是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为什么过后他们就垮台了呢？就是村里头闹宗派，闹宗派是哪个回事呢？你听我讲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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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叫陈邦友，陈邦友是个复员退伍军人。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头有个恶霸，叫做孙玉林。下头（指下保）还有个李西明。他们几个人，就与李焕景等几个人一扯（即相互关系比较紧张）。扯起过后呢，李西明那时候是驯鹿乡的农会主任，他与孙玉林他们几个人关系比较好。你记不记得向道富那个媳妇？向道富的儿死了，死了嘛就有个寡妇，人家就要介绍给陈邦友，就是复员退伍军人嘛，就要安置来跟她结婚，安置在走牛梁。他们就不同意安排，不同意安排，这就搞扯（闹矛盾）起来了。农民呢，就拥护这个复员退伍军人。过后就没有闹赢，这个人走了，不晓得安置到哪儿去了。就这个一扯起过后唉，李焕景呢，就是孙玉林的老板，就是（因为）这个一扯起的。李焕景就到区政府里去告孙玉林。几告几不告，结果把孙玉林也抓去关起来，把李焕景也抓去关起来。双方都被关起来了。他们回来就被选掉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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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可以大致看出来，王保卓所说的“宗派斗争”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紧张关系：乡队副孙玉林与地主李焕景的紧张；下保与上保的紧张（王保卓话里只提到了“下头”，即明月坝，而没有提：“上头”。实际上，对陈邦友安置落户给予最大支持的，并非王保卓所用的一个含糊的指代——“农民”，而是与下保相对的上保）；孙玉林等旧政权人物与新政权新人物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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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种紧张是过去时代留下来的。第一种紧张反映了旧时代地主士绅与其政治代理人在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可能存在的裂隙。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简单地认为保长是地主利益的代言人，而没有看到这两类人之间既合又分的复杂关系。尤其是随着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不断的内卷化，日益官制化的乡村政权越来越依赖正规化、官治化的行政机构，越来越脱离乡村自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不仅造成了杜赞奇所说的乡绅“退位”〔13〕，即越来越逃离村中公职，而且，还造成了乡绅逐渐的失去其控制力，即他们已越来越没有力量在幕后操纵村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