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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村庄的这种平等并不是完全靠国家赐与的，而是必须靠农民自己参与才能获得。村庄的平等意识与斗争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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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与下保在1953年8月分别建立了柳坪村和走牛村。旧的宗派虽已消解，然而，斗争的烈焰已经在村庄点燃；土地改革虽然尚待1951年7月才正式揭开序幕，但清算已经先期开始。在其后波涛汹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19〕的传统，破坏了作为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它正一点点地从阶级之间蔓延到阶级内部，村里很少有人能像赵云龙那样有足够的韬略和手腕来尽可能地避免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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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开始的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中，村庄原来的“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夺性经纪人”所替代，资源的抽取、国家权力的强化伴随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被严重破坏，村庄传统的相互信任、道德权威和内部凝聚力在这种“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过程中已遭到极大的削弱。〔20〕不过，村庄那时内部开始增加的身体暴力事件仍是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出现：对这种暴力的掌握还多局限于占村庄少数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类人物手中，对这种暴力的运用也并不具有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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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以清匪反霸和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的开展意味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延伸与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重建同时并行。但这绝不是对村庄以和谐和“天良”为核心的传统德治的恢复，而是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德治的建立。〔21〕在这种新德治体制中，一方面，一种非友即敌、红黑对立的新的社会成员类分话语，一套以诉苦、批斗、工作组为核心的新的权力技术，使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伸人村庄的主要方式是群众运动和大众动员，而阶级斗争所依持的主要并不是客观的经济划分标准，而是具有很大模糊性、随意性、变动性的意识形态划分标准乃至定额分配的标准，这就使身体暴力在村庄有了普遍性的基础。“敌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是根据每一次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被选定、被制造出来的。〔22〕昨天的大户成了今天的斗争对象，而今天的施暴者又可能成为明天的受难者。传统的人情、关系、面子和宿怨作为挑选阶级敌人和坏典型的实际规范在被运用着，但是，村庄的惩罚已经变成了不具“再和解倾向制裁”特征的暴力。〔23〕而且，阶级斗争在实现惩罚坏分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挑选和塑造新的村庄政治精英和积极分子，并以此典型在整个村庄开启和促动塑造新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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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时期的村庄史并不是国家政权深入村庄的单面史。村庄的历史积怨也借国家政治找到了新的宣泄口，村庄、宗族和个人的微小叙事藏身在革命的主流叙事中。究竟是国家改造了村庄，还是村庄利用了国家？究竟是革命的阳光荡涤了村庄每个角落的黑暗，还是村民们在用他们“身体化的历史”与宏伟的历史叙事默默地对峙着？这都还有待我们对革命后的村庄故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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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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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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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Yang CY.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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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数据根据“柳坪村土地改革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统计表”测算。此统计表现存于平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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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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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论语·颜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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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北方一些经历过“翻身”的“阶级斗争”洗礼的村庄记忆中，至今还弥漫着对过去那个“封建堡垒”中地主们的各种田园式记忆，其中“恩德财主”是村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中一个活跃的传统话语要素。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载《中国乡村研究》，2005（3），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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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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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据《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9月），柳坪村第一届农会，原有8个委员，而包庇地主的就有5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村庄在解放前阶级矛盾不突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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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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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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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口述录音的引文中，括号内的内容，或者是对当时提问、情景的必要交代，或者是对残缺不全的话意的补齐，或者是对某些难以理解的当地“土话”的诠释。因为读者对这三种情况不难区分，所以本书就不一一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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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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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非五方面”敌人，即非无产阶级的五类敌对分子：保长，国民党党员，土匪，伪军政人员，道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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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一位当年的村农会委员的工作日记上，记载着土改时期村里的群众对牟之叶恶霸性质的认定，有群众甚至建议判他1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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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辉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载《中国乡村研究》，2003（1），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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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卢辉临．集体制度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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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现存平县档案馆），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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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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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05-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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