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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论语·颜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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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北方一些经历过“翻身”的“阶级斗争”洗礼的村庄记忆中，至今还弥漫着对过去那个“封建堡垒”中地主们的各种田园式记忆，其中“恩德财主”是村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中一个活跃的传统话语要素。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载《中国乡村研究》，2005（3），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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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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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据《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9月），柳坪村第一届农会，原有8个委员，而包庇地主的就有5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村庄在解放前阶级矛盾不突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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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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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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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口述录音的引文中，括号内的内容，或者是对当时提问、情景的必要交代，或者是对残缺不全的话意的补齐，或者是对某些难以理解的当地“土话”的诠释。因为读者对这三种情况不难区分，所以本书就不一一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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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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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非五方面”敌人，即非无产阶级的五类敌对分子：保长，国民党党员，土匪，伪军政人员，道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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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一位当年的村农会委员的工作日记上，记载着土改时期村里的群众对牟之叶恶霸性质的认定，有群众甚至建议判他1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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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辉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载《中国乡村研究》，2003（1），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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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卢辉临．集体制度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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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现存平县档案馆），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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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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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05-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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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道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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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元鸿：The 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 1929-1989，载《东海大学学报》，1994（35），5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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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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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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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第二章 1960年：饥饿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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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在孙玉林被枪毙后，保甲制被彻底废除，第八保被改建为柳坪村。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村所归属的乡镇、建制方式以及村级主要领导人屡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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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开始“民主建政”直到1961年前，平县区和乡（镇）两级基层组织变动得十分频繁：先是从10个区34个乡镇逐渐扩充到了16个区190个乡镇，而后又收缩为11个区（含区级镇）58个乡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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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动是因为新政权把自己的力量伸向幅员广阔、山高坡陡、人口众多的农村山区时面临的两难困境：在当时的交通、通讯和人力条件下，如果将区、乡两级特别是乡一级的建制划得太大，要保证新政权能够全面、迅速地动员农民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将区、乡两级的建制划得太小，又十分不利于县对区、区对乡（特别是后者）的有效控制。区乡建制调整上的反复反映出新政权在考虑如何有效向农村伸展力量时的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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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几次摇摆后，柳坪村从1955年起开始划归山阳乡管理。1953年8月原来的下保独立建立了走牛村后，柳坪村的行政辖治从此划定。不过，村这种建制方式在1958年又被废除，它被改建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1959年又按照更为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将生产大队改称区队，而大队下属的生产队改称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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