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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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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据《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9月），柳坪村第一届农会，原有8个委员，而包庇地主的就有5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村庄在解放前阶级矛盾不突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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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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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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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口述录音的引文中，括号内的内容，或者是对当时提问、情景的必要交代，或者是对残缺不全的话意的补齐，或者是对某些难以理解的当地“土话”的诠释。因为读者对这三种情况不难区分，所以本书就不一一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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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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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非五方面”敌人，即非无产阶级的五类敌对分子：保长，国民党党员，土匪，伪军政人员，道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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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一位当年的村农会委员的工作日记上，记载着土改时期村里的群众对牟之叶恶霸性质的认定，有群众甚至建议判他1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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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辉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载《中国乡村研究》，2003（1），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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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卢辉临．集体制度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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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现存平县档案馆），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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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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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05-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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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道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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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元鸿：The 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 1929-1989，载《东海大学学报》，1994（35），5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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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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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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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第二章 1960年：饥饿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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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在孙玉林被枪毙后，保甲制被彻底废除，第八保被改建为柳坪村。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村所归属的乡镇、建制方式以及村级主要领导人屡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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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开始“民主建政”直到1961年前，平县区和乡（镇）两级基层组织变动得十分频繁：先是从10个区34个乡镇逐渐扩充到了16个区190个乡镇，而后又收缩为11个区（含区级镇）58个乡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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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动是因为新政权把自己的力量伸向幅员广阔、山高坡陡、人口众多的农村山区时面临的两难困境：在当时的交通、通讯和人力条件下，如果将区、乡两级特别是乡一级的建制划得太大，要保证新政权能够全面、迅速地动员农民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将区、乡两级的建制划得太小，又十分不利于县对区、区对乡（特别是后者）的有效控制。区乡建制调整上的反复反映出新政权在考虑如何有效向农村伸展力量时的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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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几次摇摆后，柳坪村从1955年起开始划归山阳乡管理。1953年8月原来的下保独立建立了走牛村后，柳坪村的行政辖治从此划定。不过，村这种建制方式在1958年又被废除，它被改建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1959年又按照更为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将生产大队改称区队，而大队下属的生产队改称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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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坪村级的主要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经历了多次的调整。1951年4月，原保农会主任严本立因缺乏工作热情和能力改任村会计，原农会副主任杨家声任村农会主任兼村长，王保卓继续任武装队长。但在同年7月开始的土地改革中，进行了村政权的整理工作，王保卓被选为村农会主任兼村长，原武装队的一个小队长牛继贞被选为农协副主任兼副村长。在土地改革复查中，王保卓因为被群众检举将地主浮财集中在曹家冲私自吃喝拿用，结果被免了村长职务，由牛继贞接任。不久，接替王保卓的牛继贞和其后接替牛继贞的冉宏渊也相继因为被检举大吃大喝而下台。1952年12月，武装队的另一个小队长梁少德开始担任相当于村长一职的村代表主任。第二年，农会组织被废除。1958年山阳公社在大炼钢铁的“万炉运动”热潮中成立了一个炼铁厂，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梁少德被抽调到铁厂工作，而后被提拔到公社任脱产干部。由于铁厂用人的需要，梁少德走后的两任村支书赵玉中和严和勋也很快被抽调到铁厂去工作。但村内也不能没有得力的领导人。公社最后决定让赵玉中返回柳坪村主持工作。牛启明的故事就是在柳坪村政权频繁交接的空当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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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启明是牛继贞的弟弟。牛继贞在村里下台后，后来被调到外乡修水电站。牛启明先在1955年建立初级合作社时当记分员，后在公社化时期又当过生产队会计和伙食团长。1959年，23岁的牛启明当上了区队三连的连长。按道理区队下属的连长不过是村里的一个中层干部，但社员喊的这个“牛连长”的势力却非同寻常。因为这时村里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村级领导班子中几乎就剩下赵玉中这个光杆司令；而在村的中层干部中，除了牛启明外，还有他的堂哥牛高才从部队转业回来后担任区队民兵连长，牛启明的堂弟牛高碧则当区队的保管员兼伙食团长。〔2〕以前柳坪村在国民党时期有“抓丁抓三牛”的说法，即抓壮丁专门盯住柳坪村的穷地方——牛家沟、走牛梁和牛鞍坨；而今在中国共产党时期又有了“柳坪三牛”的新说法，只是这“三牛”今非昔比，他们连成一气，成了当时村里的实权派。赵玉中为人比较实在，认为公社要求的粮食征购量太高，结果很快被“三牛”扣上“犯了右倾错误路线”的帽子，送到公社开办的一个带有强制劳动性质的学习班去了。1960年2月，“三牛”之首——牛启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区队长。既然赵玉中是因为“右倾”被赶下台的，那么，牛启明上台后必然就会积极向“左”靠拢了。也就在这一年，柳坪发生了许多令社员们没齿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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