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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伙食团你屋里私人不许你开一顿伙，做一顿菜，煮一顿南瓜，就是青菜野菜你屋里不敢煮了吃。你如果煮了吃，他有住队干部，他一个人照（管）不了那么多，他有大队生产队长啊，组长这些，看到你哪户屋里冒了烟，就要走到你屋里，就不得了，把东西给你拿了，到了夜里就来斗，就要跪着打，开你的会。所以屋里饿死人了，在伙食团一天吃不了点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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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阵就不像现在的伙食，那个生活你们就没见过呢。说起好多都不相信，那个生活我们是经历过的，那说起就惨呢。那，就是一天不要说吃别么子（什么），你只要把红苕吃饱了，他那个人就精蹦（精神），作么子（做什么）也做得。他肚子总是饿的，你以为像现在这样这不好吃那不好吃，还要吃油？不说吃油那个话，只吃红苕只吃菜，只要煮熟了不放油，不放盐，就拿来吃，肚子吃饱了人就好啊，那个都没有你吃的。”（笔者对赵云龙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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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小灶已经被严禁，而在伙食团又吃不饱，未饿死的社员怎么求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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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农民遭遇到大饥荒时，其求生机制主要有：延缓婚姻、减少性事、推迟生育、卖儿卖女、逃荒乞食、沦落为盗匪等待政府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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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1960年的大饥荒中，性、婚姻和生育上的控制仍是一种求生手段。〔6〕但是，人口外流这一重要的求生机制因为其影响到了地区的安定和国家的形象，被强力堵塞。1958年1月，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实行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从1959年开始，针对大批出现的所谓“盲流”，国家实行一套以强迫收容审查制度为核心的控制人口流动的技术。人口买卖也遭到禁绝。而在国家牢牢掌控着几乎所有的军事和组织力量并已把国家权力伸入到了每一个偏僻角落的情况下，饥荒的农民要想上山为匪或揭竿而起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更何况，农民在政治上的翻身使他们建立起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基本认同。所以，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程度始终还是比较高的。只有个别地区爆发了哄抢粮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都迅速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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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与历史上的大饥荒所不同的是，灾民基本上都被控制在了受灾村庄内。尽管大部分地区都已知道饥荒的实情，这些受灾地区没有向中央或其他地区要求调入粮食。非但如此，像四川这样一些饥荒特别严重的省份还在大量的外调粮食。只是到了死亡率大量上升的1960年，才开始不得不增大返销粮的发放量来救荒。但由于返销粮本身不够大；由于权力集中的统购统销的粮食分配制度不仅无法探明粮食在地区间真正的供需状况，而且越是在饥荒来临时，越是会因为其内含的协调和执行成本而陷入混乱；更由于浮夸风导致的“大购大销”造成了时间上的拖延，严重增加了运输体系的负担，使得本来就极为脆弱的应变能力在突然的饥荒面前几乎瘫痪，这就使政府的救荒能力极其有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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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南地区当时在全国是“左”风刮得最紧的地区之一，而牛启明又是紧跟上级领导风向的基层干部，所以，指望他带领柳坪村人“瞒产私分”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对于被强留在村庄内的农民来说，他们就剩了最后一件“弱者的武器”〔8〕——小偷小摸了。这一点，赵云龙说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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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有没有自己偷偷开伙被抓起来打的？）（拉长声调）那时，我给你说，那个对于大队生产队组里说是强盗二字啊。（但）那除了强盗尽是强盗。除了强盗没得人了。他也不是说偷别的么子（什么），坡上去挖红苕，掰包谷做粮食这些，你以为还要拿回来煮了吃啊，坡上捡了一个生红苕，不管你是男的老的大的细的（幼的），捡到一个红苕就往口里生吃，哪怕那个红苕烂了，都要把嘴巴塞，都往嘴巴吃。那就是强盗。坡上胡豆豌豆角嫩的，看到剥来吃，就吃生的籽籽，还要背人（瞒人）呢。么子生产队的队长、组长，么子所谓喊的积极分子啊，把你碰到了就到大队来报，报了，（天）黑了就要把你弄来开会，开会就要斗争，跪到，就要来检举你，就要打！硬是跪着把你抓来打，你以为把你当个人打啊？你是强盗——偷麦子，偷红苕来吃。除了强盗尽是强盗。哪个饿了哪个不偷呢——碰着你就背时，碰不到你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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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对赵云龙关于清匪反霸的长篇口述印象最深的是他连续三次重复区公所王登明“他有宰杀大权呢”，那么，我们现在在他关于饥荒的口述中又听到了一个被重复几次的话——“除了强盗尽是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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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皆为强盗，那么生产队长、积极分子这类人还有什么权力高高在上呢？直到听了赵云龙下面这段话，我们才明白普通社员的“强盗”含义与队长们的“强盗”含义是不一样的。这次大饥荒不仅在经济上彻底荡平了贫雇农与中农之间的距离，甚至还因为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土地改革开始强化的阶级沟壑也在某种意义上被削弱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会出现人人平等的大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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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伙食团如果不是县里的赵科长，县里的行政干部——那次县长都直接来我们队——不是来得快，就是我们这个生产队都要死几个。那硬是像这样坐起，像我的两个女儿就这么高高，我的老幺就是这屋里我的幺儿，也才这么高高，就那么坐起，牙齿嘴皮都包不了了，那硬是强行过饿呀，屋里菜都煮不了了。县里面开始还是派的科级，不是小小干部，赵科长他们住在我们这里。他一来就到伙食团，把围腰一系起各人（自己）当炊事员。你以为这些人要吃好多呀，吃的也不多，一个人一斤谷子，一个人一天一斤谷子，一斤谷子才七两米，十两谷子为一斤，七两米，这个七两米一个人一天吃三顿，算吃得好一点点呢，这个七两米是个人享受吃到喝到肚子里，又不是煮饭，它是推面面，打米汤，搞糊糊，这个七两米的糊糊呢，那么是他七两，我七两，那么我们这个七两米的糊糊硬是哪怕轻还多一点，这个七两米是你一个人得了，吞到你的肚子里了。（赵科长）才到这里来住几天，这些娃就好了，他（们）就有点精神了，脸色也变了，说话也说得，走路也走得了，结果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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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饿死人，是什么道理呢？地方上又挖得有红苕，生产队其实还是有噻，那时说个要不得的话，就是这一个炊事员这一个伙食团长这一个生产队长他们几个屋里的家属还是饱饱的，他们点点去伙食团。炊事员与他们是一帮的，煮的好多米，一见面说规划还是一个人好多红苕好多米，（但）人去了，用钵钵舀，炊事员给每个人一瓢，他们几娘母老子在中间贪了，生产队长、伙食团长、炊事员就黑了（晚上）吃……他们尽是黑了（晚上）吃，天天黑了都吃，白米干饭，吃得胖乎乎的。生产队集体一个月还是有几斤菜油，黑了他们几个吃，你们这些社员就没得，所以社员饿死人了，哪个伙食团没有饿死人？伙食团尽是那几娘母（过得好），随便哪个伙食团都一样，硬是天下普同，是一样的。他们（管）伙食团的吃得好好的，社员都是那样寡瘦的。像我们那时谈话，哪像现在这样劲鼓鼓的，说话上气不接下气，要死不活的，到了这种程度。那有几多的瞎指挥！（笔者对赵云龙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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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龙这个读过多年旧学的人倒是说出了一个“天下普同”的话语，但他所说的不是在平等上的普同，而是在不平等——社队干部和普通社员之间的不平等——上的普同。当年的伙食团长、“柳坪三牛”之一的牛高碧如今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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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十几岁（就）当伙食团长，（伙食团分了）十几个等级，那个时候我们是年轻，哪里能舀得楞个（这么）均匀？那（是）吃不饱，伙食团是最苦，正劳力是四两谷子，是饿死了人的，我们的伙食团隔大队比较远，饿死的人不多，也有……那个时候我们脸上都肿啊，晚上开会，就开点支，弄点米，煮点吃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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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高碧这段陈述中先是轻描淡写地说他年轻时在伙食团掌勺，哪里能分得那样均匀；而后又承认他们晚上有时是要吃“独食”的。其实，如果不是靠他故意地分得不均匀，他们晚上的“独食”又从何处而来呢？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初柳坪村干部常常因为大吃大喝、多占多拿而下台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粮食如此稀缺的这个时候，干部们反而可以不受多少阻碍地多吃多喝呢？是谁赋予了他们吃“独食”的权力？这个答案也许正在于公共食堂制度本身。当所有农民的家庭小灶被取消、所有的口粮都被集中到公共食堂和保管室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农民把命根子完全交到了基层干部手里。集体食堂制度不仅根本实现不了天下大同的幻梦，反而着实在村庄内部制造出来一批包括“生产队长、伙食团长和炊事员”等在内的权贵阶层，尤其是把牛启明推上了土皇帝和“阎王爷”的位置。谁如果这时对他们的特权提出挑战或仅仅是表示不满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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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的一天，柳坪的转业军人范昌在路过大河河边时，发现牛启明与区队副队长李世珍、会计周继祥将区队的一部分粮食偷运到停驻在河边的一条小船上开小灶。范昌在很不服气地想：“怎么就许你们吃得好好的，让我们饿肚皮？”他就把情况向当时的驻村干部赵志祥作了报告。基层干部开小灶对上面来说一般是心照不宣的事，而被社员当场捉住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赵志祥不得不批评牛启明的作法。牛启明挨了批评，怀恨在心，很快找到了让范昌在吃苦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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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昌在是20多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在食堂整天吃不饱肚子，不得已，加入到小偷小摸的行列中。牛启明一抓住他，就把他送进了区队私设的劳改队。在劳改队里，他干活比一般社员重，而吃得比一般社员少，范昌在实在是苦不堪言。如果他选择屈从牛启明的道路，也许最后还有从劳改队里解脱出来的机会；但他选择的逃跑之路，更惹恼了牛启明，终致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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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范昌在对那天的劳动安排表示了几句不满。劳改队长陈耀贵听到后，立刻上去煽了他几个耳光。新任的驻村干部魏子文看见，还煽风点火地对陈耀贵说：“你是在给他拍灰啊？！”陈耀贵于是拿起扁担，狠狠地向范昌在打去。范见势头不对，就跑出了劳改队。第二天，牛启明组织了一批人，带着烙铁、尖刀、扁担等工具去找范，但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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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几天，牛启明接到社员的报告后，带人将范昌在抓获。牛启明一伙人或者拳打脚踢，或者用烙铁、扁担一阵猛打，顿时就将范打得皮开肉绽。而后，他们用牛绳将被剥去了上衣的范昌在捆在一个柱子上受冻，他们一行人径自去吃晚饭。等他们吃完饭回来，发现范昌在已经挣脱绳子逃跑了。魏子文得知后，批评了牛启明，说他革命警惕性不高，捉住的人为什么会跑。当天晚上，牛启明就又带人将范捉了回来。当范挨过痛打后，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牛启明叫人用铁链子将范的手脚锁起来，再用牛绳就近将他捆在一个粮食保管室，准备第二天送到区队办公室。谁知等牛启明第二天醒来一看，范昌在居然挣脱铁链和牛绳，又跑了。魏子文很是生气，认为牛启明是有意放人，不然，为什么让他跑了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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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捉老鼠的游戏二十几天后重新开始。4月8号这一天，牛启明刚从区委开会回来，一个社员来告诉牛启明，说他发现了范昌在的藏身之处。当天下午，牛启明组织了十几来个人去捉拿范昌在。范昌在是在粮库行偷时被牛启明等人捉住的。他被捉住后，身上的3元9角钱首先被一个连长李自祥搜去，与牛启明分了；而后就被他们用扁担、锄把、烙铁和羊角锄乱打一气，两只手当场就被另一个连长黄光福用锄把打成骨折，痛得他在地上直打滚。但这还只是惩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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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昌在随后被押解到紧邻区队办公室的保管室。魏子文和牛启明叫人用绳子将范的手臂捆起，将他吊在房梁上，几个人轮番用扁担、锄把教训他。牛高碧用扁担打得他全身发紫，被人背后称作是“牛启明的打手”的李自祥则用羊角锄对准他的脚来砍，砍得他血流满地。范昌在痛苦的呻吟声与众打手高声的叫骂声混在一起，引来许多社员旁观。到了晚上，范昌在所偷来的8斤多米被魏子文和参加抓范昌在的人煮着吃了。而后，魏子文、牛启明等干部去隔壁的办公室开会，范昌在仍被悬吊在房中，背上还被架了一个板凳。留在保管室的李自祥、牛高碧、向可孝等人继续用扁担、锄把折磨他的身体，责令他交代问题。范昌在说一句，李自祥他们就松吊一次；范不说，他们就又将他吊起来猛打。开始，范昌在还能时断时续地说话、呻吟、求饶，渐渐地，他就不出声了，李自祥还说他是在装死。到晚上11点多会议快结束时，牛启明他们出来一看，发现全身已经没有一块好肉的范昌在已经断气了。事后，由魏子文出主意，让牛启明找村里的合作医生开了张假证明，向上面口头作了个报告，范昌在命案当时就这样匆匆了结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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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启明在村里有“牛阎王”之称，他直接动手打过的社员就有32人之多，打后死亡或逼死的也有4人。我们之所以专门讲述范昌在命案，这不仅因为这件案子是“大跃进”后政府给牛启明定罪的主要依据，而且也因为这件案子有几个地方值得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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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牛启明指挥人对范昌在进行残酷的公开折磨，他所针对的与其说是范昌在的小偷行为，不如说是他的冒犯行为。范昌在既冒犯了牛启明的个人权威，也冒犯了他的政治利益。从前者来说，范昌在的告状无疑是对牛启明权威的挑战，牛启明不将他彻底制服，就势必要影响到其他社员对他的服从。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全区队公开折磨范昌在的缘故。从后者来说，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集体食堂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村之粮，莫非公粮，而牛启明等区队干部则是负责向国家交粮的代理人和对社员分配口粮的特权者。社员的偷盗，所侵害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是代理人的利益和“土皇帝”的特权。在高征购的重压下，偷盗所造成的影响无疑会使基层干部的政治利益受到威胁；而在粮食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偷盗又可能直接影响到基层干部对剩余粮食的控制，影响到他们对自己人的照顾。而且由于生存危机的普遍性，偷盗很可能产生相互攀比的连锁反应，这也加重了干部对小偷进行惩罚的严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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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对范昌在的折磨中，号称“牛启明的打手”的李自祥表现得特别突出。有学者曾经用人性来分析“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和社员在相似的制度背景下的不同表现。〔10〕不过，我们要问的是：人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制度背景下是相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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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大跃进”结束后政府对李自祥的审讯中发现了这样一句笔录：李自祥对有小偷行为的社员邵开金进行毒打时，曾经质问他：“你怎么不把你土地改革时的威风拿出来啊？”〔11〕由于李自祥是地主子女出身，这句话后来成为将他的种种打人行为定为“阶级报复”的重要依据。我们刚接触到李自祥的案卷时，感到有些诧异的是：既然李自祥是地主子女，他在1950年后的柳坪村怎么会当上生产队长（即连长），又怎么会成为牛启明的主要打手，掌握了对“小偷”下狠手的权力呢？但也正是他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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