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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既然在默许身体暴力的私用上只是策略性、阶段性的，那么，在斗争面对新的情况、进入新的阶段时，就必然会有策略的调整。几千万人的死亡宣告了“大跃进”的破产，使国家从1960年下半年不得不开始调整政策方向。而对滥权的基层干部的审判成了国家用以发泄群众怒火、维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策略。这时候，国家一方面以批斗会的形式动员曾经挨打受压的社员对干部以暴易暴；另一方面则动用了正式的国家方式来审判滥权者，以平息民愤。斗争纪念碑前的祭祀仪式再一次在村庄展开，关于革命与斗争的社区记忆又一次烙在村民的身体上，嵌在他们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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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启明还没有过完曾让他颐指气使的1960年，就开始尝到了对惩罚者惩罚的滋味。1960年12月，在“整风整社”的高潮中，牛启明以“严重违法乱纪”的罪名被拘捕。1961年7月，牛启明以打死人命的罪名被平县法院判刑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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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牛启明在看守所呆了一年半后，国家又开展了一次对整风纠偏进行纠偏的甄别运动。早在两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各级检察长一封内部通信，其中谈到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私用暴力）“同党的事业是水火不相容的，哪怕只有一二件，对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是有害的。对于这种严重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我们党历来是坚决反对的，全党全民都有责任同它作斗争”。不过，这封信后面又谈到：“在同严重违法乱纪作斗争的时候，必须严格区别一般工作上的错误同严重违法乱纪之间的界限；即使在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中，也要区别真正的反、坏分子同那些不是坏人而办了一点坏事的干部之间的界限。一般地，对于那种不是坏人而办了一点坏事的干部，要保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帮助他们纠正错误；而对于真正的坏人，就不应该去保护他，不应该让坏事继续发展下去，更大地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27〕牛启明的问题后来尽管被上面认定是严重的，但仍属于办了一点坏事的干部，而非真正的坏人。因此，他获准回村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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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子文与村里的众打手始终安然无事。在1960年柳坪村所上演的一出出身体暴力剧，只有李自祥一个人真正受到了严惩，但基本上不是因为他的暴力行为，而是因为他的出身。李自祥1961年以“阶级报复罪”被判刑8年，一直未得到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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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的严酷性和暴力记忆的普遍性事实上具有某种淡化阶级身份的效果。但历史在事后寻找灾难的替罪羊时，阶级话语仍是最得心应手的工具。阶级斗争这种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28〕不断增加的距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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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平县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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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粮食紧张、实行公共食堂制度的时候，食堂工作人员就成了一个权力的核心。当年全国各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而在一些地方（如四川省）则明确提出了“加强领导、政治进食堂、书记下厨房”的措施。参见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载《开放时代》，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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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学者已经用非常翔实的数据说明了1959-1961年全国多数地方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载《方法》，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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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辉临．集体制度的形成，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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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7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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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毕健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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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饥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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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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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材料引自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案卷《牛启明》（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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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7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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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材料引自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案卷《李自祥》（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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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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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柳湾，是当年的村公所，也是开展包括斗争地主、批判贪污分子的地方。材料引自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案卷《牛启明》（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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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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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载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67-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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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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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转引自［美］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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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英］麦高孙．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朱涛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76-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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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aybeck D. Hard versus soft deviance: anthropology and labeling theory, In: Raybeck F. ed., Devianc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ergin & Garve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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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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