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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谓“打夜工”，即在晚上加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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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ommer M.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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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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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ommer M.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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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料来源: http://www.law-lib.com/lawhtm/1949-1979/12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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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4，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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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1984，828页、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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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1994，10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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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资料来源.http://www.law-lib.com/lawhtm/1949-1979/7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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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梁少德这个本己跳出农门的国家干部在1961年国家对城镇人口的精减运动中又从城镇回到了村里，担任不脱产的大队长兼党支部副书记，而村支书则由赵玉中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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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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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此件现存平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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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刑法》在1979年前一直未予立法；而与之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惩罚反革命分子的法规不仅出台甚早，而且异常发达。国家在1951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后又不断对之进行补充，在“文革”时期更颁布了著名的“公安六条”（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1月13日下发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的简称）。参见强世功．惩罚与法治：中国刑事实践的法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论文，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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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529-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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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搭白佬”，当地方言，喜欢闲聊、胡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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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63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处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的意见的报告》中提出：“破坏军婚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处理上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该法办的法办，该用其他办法处理的用其他办法处理。务必做到既严肃认真、毫不姑息，又实事求是、讲究政策。……对于虽有过通奸行为，但已经悔改的，或者军人本人不愿意追究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采取批评教育、训诫等办法处理。”资料来源：http://www.law-lib.com/lawhtm/1949-1979/15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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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1949年后中国农村社会“气”的上升与家庭政治的变化，参见WuFei. Gambling for Qi. The China Journal, 200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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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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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第四章 1976年（上）：一起“捉奸”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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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在对严和烈案件进行群众调查时，多数时候是在柳坪大队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第十生产队会计严福文家里进行的。这除了严福文家里比较宽敞外，主要是因为严福文在政治上非常积极，颇得工作组的信任。严福文平时对严和烈这样思想落后的社员很看不起，在政治上自有一番抱负。但颇出人意外的是，当严和烈1976年刚刑满回家不久，就听说严福文也因为男女关系出事了。不久，专门解决严福文问题的工作组就到了柳坪村。严福文就像严和烈的“接班人”似的，很快也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抓进了牢房，而且坐牢坐得比严和烈还要长。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是怎样开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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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农历二月初二下午，第十生产队的插队知识青年李兴云去老家过完春节后，返回到队里。李兴云的住地在生产队保管室旁边。平时与她关系十分密切的严福文正在保管室值班，一见李兴云回来了，就马上过来看她。他们两人谈得很高兴，严福文后来还拉起了胡琴。胡琴声引起了正巧路过保管室的生产队记分员赵远正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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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远正匆匆吃过晚饭，就去找同队的社员严福财，对他说：“今晚我们去捉奸。”他们又约上了一个叫彭芳珍的社员，三人一起去李兴云的屋外探听。李兴云的屋墙上有个洞，从外面能看见里面的一些亮光。他们轮流凑在墙洞上往里看。严福文与李兴云晚饭后又接着聊天，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在外面听墙的人依稀听到严福文说：“这次我的问题不大。如果牛运兴与我离婚，我们俩就结婚；但原来的孩子我要，因我扎了根的，如不要，今后就没孩子了。”大半个晚上就听到他们两人的嘀咕，也不见他们干“别的事情”。三个人在外面忍饥挨冻，却又不肯就此散去，就这样硬熬到半夜3点多钟，终于听见严福文与李兴云开始发生性关系了。赵远正他们一下也兴奋起来了，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去喊人，但是太晚了，无法叫人来；想反扣住她外屋的大门，但怎么都扣不上。后来，严福财提议把李兴云厨房的顶罐拿走，再将锅端在她的房门外，以此留下证据，第二天去队里告发。其余两人一致同意。至此，这场听房捉奸的戏就算演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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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严福文被撤消大队和生产队的职务。1977年2月，生产队开了对严福文的批斗会。1977年4月，严福文以破坏知青下乡等罪名被县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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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奸是中国乡村社会中并不罕见的图景。但在许多情况下捉奸都是由奸情直接的受害人或其家族组织或积极参与的，而柳坪村的这次捉奸行动却完全没有受害人——严福文的老婆牛运兴的参与。她是不知道严福文与李兴云的奸情，还是不愿意参加捉奸呢？严福财等人与牛运兴非亲非故，他们为什么如此热心于捉奸呢？是乡间的传统道德不容通奸使然，还是他们平日与严福文结下的仇隙使然呢？大队和生产队对这次捉奸行动的事后支持，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还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或是别的考虑？既然大队和生产队已经对严福文作了撤职和开批斗会的严厉处分，那国家的法律为什么还要介入这起民间通奸行为，而且对严福文进行了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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