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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熬到1982年，县里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终于对严福文一案进行了一次复查。10月6日严福文接到了复查结论通知书，上面写着：“原判事实清楚，量刑适当，不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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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严福文刑满出狱。不久，村里人就传说严福文与他一个远房侄女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但现在，严福文不再闹离婚，牛运兴也不再为此与严福文吵闹。看来，他们的婚姻不会再有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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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所有的叙事材料均直接引自或综述自平县法院刑事档案《严福文》（1977），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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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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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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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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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松义．清代403宗民刑案例中的私通行为考察，载《历史研究》，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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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亡夫兄弟对寡妇财产的争夺，参见Sommer,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nal China,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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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清代国家规定只有丈夫或直系亲戚才有权捉奸并惩罚犯奸者，参见Meijer M. Murder and Adulter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Law and Morality. Leiden: E. J. Bril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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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7-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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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载《北大法律评论》，2000，3（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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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内部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98-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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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99-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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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据我们了解的实情是，严福文是在被撤职后想去湖北落户，听说带一个妇女同去可以得100元钱，就在严寿杰母亲同意的情况下，带严寿杰一起去落户的。至于说在湖北落户的条件没有听说的那么好，那是严福文自己去了也发觉上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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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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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第五章 1976年（下）：一个无可救药的“道德败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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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正当柳坪大队的两派斗争激烈进行时，平县县委组织部派人向1949年后柳坪村出身的第一个国家脱产干部王保卓宣读了处分文件。王保卓自从1971年1月在整党运动中被告发向党隐瞒1949年前曾参加反共组织的问题以来，一直被停职，接受组织对他的全面审查。现在组织部来人正式宣布处分决定时，王保卓心里多少还有些激动，因为这意味着这种不明不白被“挂”起来的生活总算是要结束了，组织上总算要对他的问题给出一个最后的说法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苦苦等了5年半，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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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卓由于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重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乱搞两性关系，累教不改。特别是1966年在邻县搞‘四清’运动时，多次奸污社教积极分子梁某，整党运动中又翻案；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与地主子女严某通奸，当组织调查期间，又主谋策划，订立攻守同盟，捏造事实，诬告区委领导同志与严某有两性关系，企图陷害他人，逃脱自己罪责。情节严重，影响极坏，已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品德。县委决定给予王保卓开除党籍，行政上开除工职留用两年的处分，每月发生活费25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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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卓在长期的被审查期间，曾经写过无数次的自我检查，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和作风上作过全面的反省。我们从厚达近200页的王保卓惩诫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参加革命历史的同时也是他不断犯错误、不断接受组织审查、不断爬起来继续前行的历史。他曲折的革命历史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苦心在乡村塑造新人的一个历史缩影。我们感兴趣的两个问题是：党曾经是如何塑造他的？为什么党到1976年最终放弃了对他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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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政治上来看。王保卓第一次接受党组织审查是在1957年。起因于“大鸣大放”，柳坪村有人检举王保卓曾当过伪保队副。历史清白是党对自己要培养的党员干部的基本期望。但是，党并未期望所有党员干部都能做到历史上毫无污点。除了污点的性质大小之外，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党员干部是否能对党如实交代并作深刻反省。忠诚是党对党员最重要的德性要求。查阅王保卓的档案，可以发现他在195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曾经向党交代过他1947年当过三个月的伪保丁的历史，他也承认当时抓过村里两个人的壮丁。但他没有提及伪保队副的事情。是否隐瞒个人历史显然是对党的忠诚度的一个试金石。因此，党组织专门派工作组去作了调查，结果发现这是子虚乌有的事。王保卓的第一次被审查就这样顺利过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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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是人内在的德性，其外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要讲真话。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讲真话有时却也可能被看成是不忠诚的表现。王保卓遭到的第一次正式处分就是由于他讲真话引起的。1960年3月王保卓突然因为“损害集体利益的错误”被撤消党内一切职务。当时党组织没有具体说明他错误的表现，是后来对他的错误进行甄别时才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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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王保卓时任山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区委在饥荒已经大面积出现的时候，还硬性分配给山阳公社246万斤的粮食征购任务。而山阳公社实际只完成了205万斤。王保卓亲自去柳坪等若干大队实地调查后，向区委反映“农村确实没有粮食了”。就是这句实话使他被撤了职。1961年7月，上级党组织对王保卓所犯的错误进行了甄别，说：“当时某些大队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某些是王保卓同志在认识上的片面，而不是有意地损害集体利益。”也就是说，党后来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原谅了王保卓，但仍告诫他在认识上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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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忠诚并不是简单地等于说真话，有时候说真话是需要讲究时机和方式的。懂得这一点，才是一个干部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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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从经济上来看。王保卓第一次因为经济原因跌跟头还是在土改复查时期。他在柳坪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时本是大红大紫之人，不仅是本村村长，还兼任乡民兵中队长。但在土改复查时，因被人告发贪污地主浮财，被工作组罢免了村长一职。据我们所作的口述史访谈，不少老人说王保卓当时也没有拿多少。只不过广大农民经过土改所焕发出的平等意识已经难容任何新的不均了。对此，党一边很理解和支持农民的情绪，另一边倒也不认为王保卓的这种错误是不可宽容的。因此，两年后，王保卓复出，成为村里第一个初级合作社的社长。1954年他在村里第一个加入了共产党。1956年他出任副乡长，从此开始成为国家脱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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