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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妈刚进屋来时王保卓就上楼去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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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两个是什么发生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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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那天白天中午是第一次，这天早上是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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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俩一共发生过几次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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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只有这两次。别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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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保卓与已订婚的儿媳赵开兰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还不是这种乱伦行为本身，而是赵开兰和王保卓第一次发生关系后的笑声。从各种材料上推断，那次很可能是赵开兰人生的第一次性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她的贞操被未来的公公夺去后，她不仅没有一点痛苦的感受，反而被他讲的一个笑话所感染。我们无法确知她当时的心态。但正如张绪珍后来在被审讯中的哭并不是痛切的表示一样，赵开兰当时的笑也说不上是痛快的表示——这两者传达给我们的都是一种令人刻骨铭心的淡然。赵开兰自己后来给出的说法是她年幼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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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笔录：1976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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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问人：赵开兰，现年24岁。住同云第三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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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曾在1971年写过对王保卓作风问题的检举。现在你谈谈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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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过去很小。不知道什么。没得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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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反复交代政策，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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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都是过去的事情。那次早上有那回事。即1969年冬，妈煮早饭去了。王在我家楼上睡下来与我发生的关系。多少次我记不起了。反正是过去的事了。妹妹在外面等我。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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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开兰在工作组1976年对她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中已经基本丧失了她1971年在第一次调查时还具有的细节记忆，只模模糊糊记得她第二次与王保卓发生身体关系时的一些情景，并把它错当成了第一次的事。如果从她第二次的这种记忆反过来看她第一次那种鲜活的情节记忆，可以说，并不是因为那些事在她的生命中真正构成了事件，而只是因为时间隔得很近（两年）的缘故。但当年她仅仅是因为年纪很小，完全不通人伦世事，从而就像接受她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自然地”、糊里糊涂地接受那些事。在阶级路线贯彻到乡间日常生活的年代里，17岁的她难道会感受不到地主子女出身所带来的痛苦？难道会感受不到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漠、生活的困苦？也许恰恰是因为她过早地感受到了生活格外沉重的压力，或者说一直处于命运的苦熬中，王保卓对她的诱奸在她的人生中反而变轻了。同样背负着出身的重负，严世国是带着心计将自己的身体交给王保卓的，而赵开兰则是将自己的身体“随便”给王保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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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严世国的“重”，还是赵开兰的“轻”，国家都很难容忍出身带来的身体关系被性本性（sexuality）带来的身体关系所颠覆。不过，国家惩罚之力没有落在已经处于政治低层的严世国和赵开兰的身上，而是落在了王保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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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的武斗过去后，平县开始按上级部署开展整党工作。王保卓躲过了“文革”初的政治运动，躲过了激烈的武斗，终于未能躲过这次新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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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月柳坪大队第四生产队给区里写了一封检举信，把“靠边站”的王保卓揪到了审查的前台。这封检举王保卓参加过“反共”组织的信引起了县里和区里的高度重视，他们组织专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工作，王保卓的出身、经历乃至灵魂都被拉出来曝晒。工作组最后发现王保卓的确一直对党隐瞒了他1949年后希里糊涂当过几天“反共”基干队队员的事。尽管这件事的确暴露了王保卓在忠诚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德性上的问题，不过，据此尚不能将此事定性为他参加过“反共”组织，也还不足以给他最严厉的惩罚。但在调查中带出来的两个问题——他1966年奸污社教积极分子梁世彩的问题和1969年与地主子女严世国通奸的问题——成了决定王保卓政治命运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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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王保卓也意识到这两个问题已不是一般的“生活作风问题”，而是与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连在一起的作风问题。梁世彩的身体之所以是一个问题焦点，这是因为王保卓与她的关系建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础上，建立在王保卓作为“四清”工作组长与梁世彩作为积极分子的身份关系上——上级如果容忍这样的关系，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某种玷污。而严世国的身体之所以是一个问题焦点，这是因为王保卓与她的关系不仅跨越了伦理的界限，更重要的是跨越了阶级的界限——上级如果容忍这样的关系，就意味着听任阶级沟壑被身体所填平。〔5〕王保卓意识到，如果承认了他自己与地主子女的身体关系，势必要引起组织上对他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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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保卓在清查中承认了其他错误，但对那两个焦点问题持坚决否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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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梁世彩的关系上，他在1966年事发的当年，在铁的事实面前，曾经承认过自己的错误。而在1971年他被重新审查后则决定翻案，因为他担心此案累加到他所犯的错误上，会大大加重对他的惩罚。然而，党组织对他的翻案态度比他的错误本身更加不能容忍。因为，他的妄图翻案，是对党组织不忠诚的态度的表现，是极严重的政治德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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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严世国的关系上，他采取了架祸于人的办法。他悄悄写了一封信给严世国，与她统一口径，让严世国不承认与他的身体关系，而反咬区委书记曾与她发生过两性关系。他想这样来迫使区委放过对他的问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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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严世国与区委书记是否真的有过两性关系，反正严世国后来是按照王保卓的意思对工作组那样说的。无论真相如何，严世国这样做显然都是得罪区委书记的。既然严世国一直在用身体换取政治上的安全和经济上的便宜，那她这次为什么竟敢冒险呢？也许是因为她已经在王保卓身上投入了太多的身体资本——不仅有她自己的，而且还有她女儿的（我们从工作组对严世国所作的另一份访问笔录中发现，严世国对王保卓和赵开兰发生两性关系的事并非毫不知情，而是装聋作哑），她不甘心就此失去这个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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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是否因为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严世国没有按照王保卓的意思将信烧掉，而是藏在了家里。1971年12月，王保卓专案组的人得到群众举报后，对严世国再次审问，终于迫使她放弃了对王保卓最后的幻想，交出了那封信，这成了王保卓最后被打倒的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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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权力对身体的占有本身并不是要害，对这类问题人们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即使是像王保卓这两个问题的性质已经相当严重，但在处理上仍还没有到非痛下杀手的地步。但要享受身体上的特权，必须以自己的身体依附上级为前提。所谓“生活作风问题”的微妙性在于它是一个说大不太大、说小也不算小的问题。这种问题在权力的每个阶层中都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在这种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身体关系本身，而是政治上是否能以自己的依附获得上级的庇护。〔6〕王保卓与地主子女的性行为固然已经犯忌，但更关键的是，他竟敢“诬陷”顶头上司与地主子女有身体关系，正是这使王保卓最后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成为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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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组强大的攻势和压力下，被审查了一年多的王保卓终于全线崩溃了。现在他所寄望的不再是能否将事实瞒得住，而是自己能否通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取得组织上的谅解。他写了一份比一份厚的检查。但王保卓的这些“深刻”检讨已经晚了。他此时对党组织的诚恳已无法挽回他攻击党组织领导人带来的影响。他的问题最后被定性为党组织最无法容忍的错误——企图与党组织对抗的错误。山阳区委1972年对他作了“双开”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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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县委直到1976年6月才批准了区委的决定，并明确了行政开除留用察看王保卓两年，以观后效。为什么县里这个批示拖了4年之久，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也许县里对是否保住王保卓这样一个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的党籍多少还有过犹豫。王保卓从26岁当公社一般干部，到他43岁又回到他的起点，他用17年的时间绕着乡里走了一圈。当年他是如日中天的领导苗子，如今的年龄对一个普通的公社干部而言已经太大了。无论王保卓能否留住党籍，他的政治生命都已经到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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