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16072
1702716073
1．斗争精神的深入
1702716074
1702716075
斗争精神是中国新德治与传统德治的一个主要区别点。一位长期在农村当基层干部的人曾这样总结他的革命经历和干部形象：“敢把皇帝拉下马。”〔5〕其实，这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不仅体现在基层干部身上，也体现在普通的农民身上。通过斗争获得平等，通过革命赢得解放，通过解放成为政治主体，这些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被灌输到农民的头脑里。尽管他们在很多时候默默无闻地当着“顺民”，但实际上他们是头脑里悄悄存有反骨的“顺民”。一旦时机到来，或某种界限被突破，他们就会爆发出很强的冲击力。
1702716076
1702716077
这种斗争精神使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而由于阶级斗争的模糊性、任意性和经常性，关于身体暴力的社区记忆不断被塑造出来，并不断被强化。
1702716078
1702716079
与斗争精神紧密相连的，是派性意识。由于德治标准和斗争原则的模糊性，由于领导群体内部的竞争性，必然在斗争中因为对原则的不同认定或对不同领导的追随，而在积极分子阵营中造成分裂。久而久之，派性意识就可能深深地植入到斗争实践中去，甚至可能唯派是从，以派性替代了德性。这一点，我们在严福文一案中看得很清楚。
1702716080
1702716081
2．平等意识的悖论
1702716082
1702716083
自土地改革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社会状况意义上的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平均主义固然是中国农民的一大精神传统，但那种平均主义以往在农民文化中并不占据主流地位。国家在农村对“新人”的塑造，不仅使小农的平均主义被改造为人民的平等精神，而且使这种精神获得了合法性，并在农民心态中占据了真正的主流位置。
1702716084
1702716085
不过，正如刘小枫所指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念结构中隐含着经济平等和政治不平等（阶级斗争论）之间的紧张。经济平等的理念锚定在首级制度结构之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控制的财富再分配），但次级制度结构（多样所有制、工资等级制、城乡差异制）中的经济不平等与之并不谐调。为了使冲突不至扩散，就必须强化政党伦理的社会化，它与经济平等的理念构成制度性的紧张。这种紧张与次级制度结构中的经济不平等的交互作用促成怨恨的产生。”〔6〕刘小枫这段话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经济平等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紧张，也说明了经济平等理念在首级制度结构和次级制度结构之间的紧张。我们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政治不平等即阶级斗争的理念和实践本身也存在着某种悖论。
1702716086
1702716087
1949—1978年间未曾停息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塑造了一个相当严格的政治等级社会。阶级敌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界限似乎是绝对不能超越的，人民和敌人之间似乎当然不存在着平等。不过，我们从柳坪“宗派斗争”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土改前后所划分的阶级成分就已经不是完全按照客观的经济划分标准，而是按照具有很大模糊性、随意性、变动性的意识形态划分标准。而在其后持续不断、激烈的阶级斗争实践中，所谓“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偏差日益扩大。“敌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是根据每一次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被选定、被制造出来的。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起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性的；不是因为实践者一时的工作失误所致，而是区分两类矛盾的理论的某些内在困难〔7〕所致，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大氛围所致。阶级斗争的无限扩大化趋势造成的悲剧性的现实局面却造成了一个意外的后果：即人民和敌人的界限在现实中变得非常模糊，因此，具有了一种在阶级斗争面前几乎人人平等的效果。不仅恶霸孙玉林、地主子女张自祥是要被打击的阶级敌人，而且，牛启明、严和烈、严福文这样的贫雇农同样成了被打击的阶级敌人。而且我们从赵启才和严世国的故事里还看到，身体或性常常也是一个跨越、颠覆阶级界限的利器。
1702716088
1702716089
另外一个与平等意识相悖的问题是干部和农民的对立问题。由于人民公社制度下社队干部掌握着对几乎所有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分配权，所以即使是还没有摆脱农民身份的大队、生产队干部，我们从本书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具有的权势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比拟的。不过，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地位并不是稳固的。因为，革命精神和政治运动会经常性地使基层干部队伍重新“洗牌”。牛启明和王保卓政治生活中的遭遇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革命和运动的“频繁性”会使每一个人都难以在特权位子上坐久，这就造成了表面平等的假相。不过，这种循环腐蚀的恰恰是真正的平等精神，培养的只是斗争精神。
1702716090
1702716091
3．忠诚无私的扭曲
1702716092
1702716093
忠诚无私是在党员干部和城市里塑造新人的核心原则，而在农民和农村中贯彻它，显然要困难得多。不过，我们仍可以在柳坪村民那里看到一种扭曲变形的“忠诚无私”气质。由于人民公社制度几乎垄断了农村所有的社会资源，所以，即使人们从谋求更多的资源的私心出发，也需要对国家表现出更多的忠诚无私精神。但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它具体表现在实际掌控资源分配的人身上。由此，往往形成了普通农民对于某些当权者的人身依附。那些跟随牛启明残酷拷打范昌在的积极分子，表现出的就是这种变形的“忠诚无私”。当然，我们在身为党员干部的王保卓那里，能够更充分地体会到党对他的“忠诚无私”的要求是如何与当权者对他的人身依附的要求纠缠在一起的。
1702716094
1702716095
新德治与身体政治本来是现代政治两个既有联系但也相互有别的方面。如果借用福柯的术语来说的话，前者是所谓“主体解释学”〔8〕的问题，后者是所谓“生命政治”和“人口政治”〔9〕的问题。中国的新德治从其立旨来说本来是要解决民众作为道德主体的塑造问题。但本书表明，至少在中国农村，国家在试图开辟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新德治道路时遭遇到了某些深层的困境。新德治之光并没有能够从身体穿透到灵魂深处，而是仅仅烙在了身体的表层。对心灵的冶炼变成了纯粹以身体为主角的仪式化戏剧，高调的宣传、浩大的动员、严密的组织、冷峻的惩罚似乎都无法对抗求生、好色、争权、谋利这些本能。当然，由于有德治的外罩，这样的身体政治与西方社会的身体政治格局有着相当的不同。但它最后所产生的这种现实效果，显然并非新德治的初衷所在。尽管我们无法否认这种旨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新德治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局面，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新德治的最大悖论在于：这种史无前例的“去自我”的道德作用力恰恰消除了个人向善的伦理实践的可能性，反而带来了普遍的败坏。这种败坏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10〕
1702716096
1702716097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出于救治败坏之弊的考虑，一种以务实发展替代德性塑造、以安定团结替代阶级斗争的新的治理思路在1978年后出现了。
1702716098
1702716099
〔1〕Whyte M. Who hates Bureaucacy? In: Stark ed, Remak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u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9-241.
1702716100
1702716101
〔2〕正如印度学者斯皮瓦克（Spivak）在分析印度文化中“寡妇自焚”（妇女在丈夫死亡后，登上丈夫的火葬堆以身殉夫是印度某些地方的习俗）现象时所发现的，作为“贱民”（Subaltern）的妇女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说出话来的。一方面，这种习俗在西方人看来是如此的不人道，白人从褐色人手中救出褐色妇女，这是白人在印度立法实践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印度土著保护主义者看来，白人的“救”并没有白人所想象的那么具有道义性，因为那些以身殉夫的妇女实际上是自己甘愿走向死亡，以实现自己的情怀——这种情怀是与传统和宗教的观念相一致的。如果说白人的看法仅是从白人的眼光去看这一现象，遮蔽了妇女实际的处境和心境的话，那么，土著保护主义的观点同样是对妇女真实的处境和心理的一种遮蔽。在主流话语和传统话语的双重重压下，以身殉夫的妇女说不出话、也无话可说，而只有任凭别人代表她们说话，尽管这代表、那代表都只能是对她们真实的这样或那样的遮蔽。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载《中国学术》，2000（3）。
1702716102
1702716103
〔3〕关于理性意义上的策略与惯习观念里的策略区分，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73，174页。
1702716104
1702716105
〔4〕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汪民安编《尼采的幽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702716106
1702716107
〔5〕Seybolt. Throwing the Emperor from His Hors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1702716108
1702716109
〔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32页。
1702716110
1702716111
〔7〕毛泽东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中，一方面，延伸了延安整风时期发展起来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保留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批判，对人民内部矛盾强调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并非明晰的法律概念，而是模糊的政治概念，阶级斗争的逻辑仍然贯穿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这种断点最明显的表现是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与6月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稿的重大差异。在1957年5月“怪话”叠出、“毒草”出笼的整风高潮中，毛泽东在发表稿上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尽数删去，赫然加上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不仅将各种内部矛盾都作了政治化的处理，而且开创了以思想来划分阶级的新方式。结果，人民内部矛盾之说实际上不是淡化反而是强化了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话语的这种内在矛盾导致了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逆转，而这种逆转又反过来加大了这种话语的断裂。
1702716112
1702716113
〔8〕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702716114
1702716115
〔9〕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702716116
1702716117
〔10〕汪晖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日益僵化的权力格局的挑战，是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的价值，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双重超越。尽管汪晖从正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与群众运动的理论价值，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实践中，群众运动向派性斗争发展，呈现两极化和暴力化；毛泽东在发动群众冲击科层体制时诉诸个人威望，因而在激发人们的反抗精神的同时却极易导致大众主体性本身的丧失；政治辩论不断被纳入到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使这一斗争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正是面临这样严重的政治后果，汪晖所谓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载《开放时代》，2007（2），12，13页。）我们无疑应该承认德性政治和群众运动在理论尝试上的某种价值，然而，我们更应该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种尝试在实践中会发生种种蜕变。
1702716118
1702716119
1702716120
1702716121
[
上一页 ]
[ :1.70271607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