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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与平等意识相悖的问题是干部和农民的对立问题。由于人民公社制度下社队干部掌握着对几乎所有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分配权，所以即使是还没有摆脱农民身份的大队、生产队干部，我们从本书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具有的权势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比拟的。不过，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地位并不是稳固的。因为，革命精神和政治运动会经常性地使基层干部队伍重新“洗牌”。牛启明和王保卓政治生活中的遭遇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革命和运动的“频繁性”会使每一个人都难以在特权位子上坐久，这就造成了表面平等的假相。不过，这种循环腐蚀的恰恰是真正的平等精神，培养的只是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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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忠诚无私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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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无私是在党员干部和城市里塑造新人的核心原则，而在农民和农村中贯彻它，显然要困难得多。不过，我们仍可以在柳坪村民那里看到一种扭曲变形的“忠诚无私”气质。由于人民公社制度几乎垄断了农村所有的社会资源，所以，即使人们从谋求更多的资源的私心出发，也需要对国家表现出更多的忠诚无私精神。但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它具体表现在实际掌控资源分配的人身上。由此，往往形成了普通农民对于某些当权者的人身依附。那些跟随牛启明残酷拷打范昌在的积极分子，表现出的就是这种变形的“忠诚无私”。当然，我们在身为党员干部的王保卓那里，能够更充分地体会到党对他的“忠诚无私”的要求是如何与当权者对他的人身依附的要求纠缠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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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治与身体政治本来是现代政治两个既有联系但也相互有别的方面。如果借用福柯的术语来说的话，前者是所谓“主体解释学”〔8〕的问题，后者是所谓“生命政治”和“人口政治”〔9〕的问题。中国的新德治从其立旨来说本来是要解决民众作为道德主体的塑造问题。但本书表明，至少在中国农村，国家在试图开辟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新德治道路时遭遇到了某些深层的困境。新德治之光并没有能够从身体穿透到灵魂深处，而是仅仅烙在了身体的表层。对心灵的冶炼变成了纯粹以身体为主角的仪式化戏剧，高调的宣传、浩大的动员、严密的组织、冷峻的惩罚似乎都无法对抗求生、好色、争权、谋利这些本能。当然，由于有德治的外罩，这样的身体政治与西方社会的身体政治格局有着相当的不同。但它最后所产生的这种现实效果，显然并非新德治的初衷所在。尽管我们无法否认这种旨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新德治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局面，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新德治的最大悖论在于：这种史无前例的“去自我”的道德作用力恰恰消除了个人向善的伦理实践的可能性，反而带来了普遍的败坏。这种败坏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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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出于救治败坏之弊的考虑，一种以务实发展替代德性塑造、以安定团结替代阶级斗争的新的治理思路在1978年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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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hyte M. Who hates Bureaucacy? In: Stark ed, Remak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u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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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如印度学者斯皮瓦克（Spivak）在分析印度文化中“寡妇自焚”（妇女在丈夫死亡后，登上丈夫的火葬堆以身殉夫是印度某些地方的习俗）现象时所发现的，作为“贱民”（Subaltern）的妇女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说出话来的。一方面，这种习俗在西方人看来是如此的不人道，白人从褐色人手中救出褐色妇女，这是白人在印度立法实践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印度土著保护主义者看来，白人的“救”并没有白人所想象的那么具有道义性，因为那些以身殉夫的妇女实际上是自己甘愿走向死亡，以实现自己的情怀——这种情怀是与传统和宗教的观念相一致的。如果说白人的看法仅是从白人的眼光去看这一现象，遮蔽了妇女实际的处境和心境的话，那么，土著保护主义的观点同样是对妇女真实的处境和心理的一种遮蔽。在主流话语和传统话语的双重重压下，以身殉夫的妇女说不出话、也无话可说，而只有任凭别人代表她们说话，尽管这代表、那代表都只能是对她们真实的这样或那样的遮蔽。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载《中国学术》，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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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理性意义上的策略与惯习观念里的策略区分，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73，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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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汪民安编《尼采的幽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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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eybolt. Throwing the Emperor from His Hors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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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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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中，一方面，延伸了延安整风时期发展起来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保留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批判，对人民内部矛盾强调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并非明晰的法律概念，而是模糊的政治概念，阶级斗争的逻辑仍然贯穿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这种断点最明显的表现是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与6月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稿的重大差异。在1957年5月“怪话”叠出、“毒草”出笼的整风高潮中，毛泽东在发表稿上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尽数删去，赫然加上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不仅将各种内部矛盾都作了政治化的处理，而且开创了以思想来划分阶级的新方式。结果，人民内部矛盾之说实际上不是淡化反而是强化了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话语的这种内在矛盾导致了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逆转，而这种逆转又反过来加大了这种话语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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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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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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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汪晖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日益僵化的权力格局的挑战，是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的价值，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双重超越。尽管汪晖从正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与群众运动的理论价值，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实践中，群众运动向派性斗争发展，呈现两极化和暴力化；毛泽东在发动群众冲击科层体制时诉诸个人威望，因而在激发人们的反抗精神的同时却极易导致大众主体性本身的丧失；政治辩论不断被纳入到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使这一斗争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正是面临这样严重的政治后果，汪晖所谓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载《开放时代》，2007（2），12，13页。）我们无疑应该承认德性政治和群众运动在理论尝试上的某种价值，然而，我们更应该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种尝试在实践中会发生种种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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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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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附录一 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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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人工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人”，虽然它远比自然人身高力大，却是以保护自然人为其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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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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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层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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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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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体政治与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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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列奥·斯特劳斯的说法，霍布斯是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奠基者之一，他所谓的自我保存的权利构筑了现代性的起点。〔1〕然而，在人民经历了纳粹德国恐怖的大屠杀之后，不能不追问：为什么以人的自我保存权利为出发点的现代性竟会走到肆意摧残人的身体、剥夺人的生命的地步？身体在现代政治中的处境究竟如何？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究竟有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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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既是人最私密的存在，又是人最公共的符号。正因为身体同时具有私密性和公共性，所以，它与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是暧昧不清的。虽然历史学家早已开始撰写身体的历史，但他们大多是把身体当作生物学、人口学或医学的研究对象。直到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及《性史》第一卷的发表，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或生命政治（biopolitics）〔2〕从此成为我们透视西方现代性及现代政治的一种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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