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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民运动1902年由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倡导，它得到了梁启超、蒋百里等知识精英的积极响应，后来被清廷所接纳。其目的是要通过使国民的身体、精神及生活方式全面军事化，重振中国的世界竞争力。军国民运动不仅使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获得了一个更具体的方向，同时也使“尚武”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符号。在这场运动中，“国家”被塑造成身体忠诚的唯一对象，对整个社会空间都必须进行军事化的打造。如传宗接代，原来是个人和家族的问题，现在则变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即国家要用法律来加以约束（早婚早育）的政治问题。而新式学校则被设定为尚武爱国的教化场所。军国民运动开展了十几年，直到1919年“一战”结束后才骤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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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国民运动同时开始被倡导的新民运动是由梁启超来主导的。1902年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虽然梁启超并非是提出身体国家化的第一人，但他却是最系统、最深入地阐释了身体国家化主张的思想家。近代中国身体政治的真正开端可以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为标志。尽管梁启超的新民说未得到朝廷的支持，但新民的话语仍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梁启超在开篇即以身体来指喻国家，而民众如同身体的器官一般重要。而后他提出新民为第一急务，新民的要务又在于培养国民的公德。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是梁启超对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突破。他所谓的新民强调了“群”这种集体主义内涵，同时，他在其中还添加了尚武精神。〔54〕梁启超认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弛突无前之蛮族，乃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其强悍之本性。”“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55〕因此，新民之身体建构就被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同时受到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一种力量是强化、解放的力量，这种力量针对身体以往被忽视的情况而赋予了身体特别的价值；另一种力量是压抑、束缚的力量，这种力量针对身体以往属个人和家庭所有的情况而将身体塑造成国家所用的工具。也就是说，身体的价值在新民话语中诚然得到了空前的开发，但这种开发的方向却纯然是国家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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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运动与军国民运动的区别在于，新民运动不仅仅倡导身体的改造，而且更重视思想的启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时，正值世界和平主义思潮兴起。斯巴达式的军国民教育主张被陈独秀批评为“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失设教之正鹄”〔56〕。这样看来，身体改造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在两个方面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前者崇尚武德，后者注重文化；前者强调国家至上，后者呼吁个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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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细究起来，两者并不是没有相通之处。首先，陈独秀批评的并不是身体改造本身，而是德智力偏废的现象。新文化运动所继承的正是新民运动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衣钵，其所倡导的革命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而且也包含了身体层面。如当时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妇女解放思潮，无论对传统贞操观的批判，还是对婚姻自主的倡导，都是对女性身体在传统家庭政治中的位置的颠覆。又如当时陶孟和、鲁迅等人在《新青年》上对自杀现象和节烈观的讨论表明，自杀和节烈在传统中所受的褒扬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自杀和节烈并无道德可言，它们既不利人也不利己；它们不仅使一个生命受损，而且使死者的亲族陷入悲苦穷困。女性的身体和生命本身在五四时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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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身体解放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尽管五四运动高举的是文化启蒙的大旗。然而，启蒙所指向的仍是民族的救亡和富强，而且时局在后来的演变更使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任务。史华兹对严复的洞察仍然适用于五四那一代人。“严复从斯宾塞那里得到的牢固信念是：使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能力是蕴藏于个人中的能力。”〔57〕也就是说，个性的自由、生命的飞扬、身体的解放，这一切并不是目的，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才是真正的目的。比如，就妇女解放而言，“娜拉走后怎么办”的提问方式就暗示了妇女解放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19世纪20年代的妇女解放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政治党派用来创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革命话语的重要内容。而且，它动员了千千万万各阶层的妇女们投身于革命事业”。〔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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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从军国民运动经新民运动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身体政治的基本格局——身体的国家化趋势基本奠定。在中国开展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民众的身体既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又在国家权力的向下伸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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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政权后，身体的国家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在军队、警察机构、医院、学校，无论是童子军的出现还是三青团的成立，都使身体的规训成为现代国家治理术发育中的重要环节。〔59〕国民党政权在19世纪30年代还发动了新生活运动，期望以军事化的手段来规训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礼义廉耻”来正统化人们的生活。不过，这场运动终因新生活运动本身的组织问题和人民的消极抵制而落空。〔60〕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推崇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国民党政权并不甘心驯化人们的身体，而且还试图占领人心。但是，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且，国民党也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途径把国家权力与广大农民的身体联结起来。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以农民运动为基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政权那里才得到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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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麟对1928—1937年苏维埃时期的身体与政体关系作过精彩的讨论。〔61〕在他看来，苏维埃革命一边解放妇女、儿童和劳动者的身体的同时，又将其镶嵌在一个更为严密的组织和体制运作中，这其中未曾预留一个自由的“个人”空间。这个革命进程以它所能运用的所有政治符码、道德号召和组织方式来进行对个体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支配。不过，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下的身体与政体关系，我们还不能停留在效果含糊的苏维埃时期，而必须把视线更多地放在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真正开创新时代的延安整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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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曾深受新民运动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他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他在文中认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62〕可以看到，毛泽东把身体与国家的命运、文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自己及其领导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就常常以风餐露宿、洗冷水澡等来培养意志和体魄。不过，这都还只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尚武、尚力思潮的接受。而毛泽东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身体政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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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组织松散的同人学社到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历了一个为时不长的转变过程。在其诞生早期，共产党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政党，以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信念为凝聚党员的力量，解决争执主要依靠讨论、说服或自愿退党等较为平和、自由的方式。但在“五卅”运动后，共产党越来越强调中央集权，强调路线斗争，强调纪律和忠诚。特别是1927年后，共产党时时面临着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四面包围和多方渗透。党为了纯洁革命队伍，用了最果断的手段来防止和清除革命队伍里形形色色的敌人。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新社会的“实验田”里出现了清除异己的“肃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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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在江西苏区开展了一场将党内斗争与肃AB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简称）的对敌斗争、将对机会主义的思想批判与对机会主义者的身体消灭、将高层的权争与对底层的考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肃反运动。从1930年6月至1930年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党员中，开除党籍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还有一千多人是AB团分子，在“不招供、不停刑”的审讯模式中被“挖”出来而被杀。〔63〕同年10月，“富田事变”发生，富田事变领导人和红二十军排长以上的干部随后几乎全部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撤销，反AB团的斗争自此在整个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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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反模式中，“滥抓-酷刑-速杀”是最常见的环节。在这种模式中，通过审讯取得口供是一个中心环节，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既是滥抓合法化的证明，又是速杀合法化的依据；它既可用于对异己的消灭和对权威的巩固，也可用于对革命者的考验。一方面，如果嫌疑人是真正的AB团或敌人，那么，使之痛苦就不是不公正的。因为“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64〕。于是，那些被拷问的身体既是施加惩罚的对象，又成了强行获取事实真相的地方。对受刑者来说，如果招供了，将面临被杀的命运；如果不招供，刑又不会停。比起身体所受的持久折磨，招供后求得身体迅速地被消灭反成了一种解脱。〔65〕另一方面，就算嫌疑是无辜的，拷打也可成为对他们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如果他们经受不住这种考验，软弱求生，那正该是被革命清洗的对象；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受冤枉而对党不满，心生抱怨，甚至起来反抗，那更是该杀的对象——因为这种不能屈己献身的人正是最可能的叛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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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单通过肉刑来清除异己、考验革命者的血腥手法虽然令人畏服，却又蕴藏着激变的可能。这种赤裸裸的暴力可能开辟出另一条行动路向——爆发式的反抗，因为反正都面临一死，为何不拼死一抗？富田事变和随后在闽西整肃“社会民主党”时发生的一系列事变都是这种暴力激变的产物。这说明了肃反模式在斗争实践中可能会产生骤然间颠覆既有权力关系、造成革命队伍分裂的结果。正因为此，肃反模式在1934年后已经不再轻易被使用，代替它的则是莫斯科支持的、国际派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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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几乎是与肃反模式同时出现的，它普遍运用于根据地和红军则是在肃反模式之后。它在思想分歧的路线化、底层站队的普遍化与党内斗争的敌对化上与肃反模式并无二致，只是改变了其酷刑取证、肉体消灭的手段，所以，它可以被看成是肃反模式的一种“修订版本”。这种模式所采取的手段是所谓的“惩罚主义”，具体表现有：开无限上纲的“批判会”、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生活制裁乃至监视囚禁等方式，其重点在于对被批判者进行组织处理，取消他们的发言权，限制、堵塞他们的发展机会。〔66〕它虽然不再随意地拷打身体、消灭身体，却以不容辩驳的力量使身体被废置、被蹂躏、被践踏。它虽然不再容易激起爆发式的反抗，却会使这些未曾从精神上被驯服、被改造的身体的怨艾、不满乃至愤恨弥散在革命队伍里，成为颠覆权力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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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如果单纯靠所谓“赤色恐怖”或“惩罚主义”，路线斗争建立起来的权威很难真正得以稳固，纯洁队伍、增强凝聚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新掌握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已经充分认识到，仅仅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一种新的“道统”，发明一种新的技术来贯彻路线，克服“赤色恐怖”和“惩罚主义”的不良效果，赢得广泛的人心，增强共产党对敌的战斗力。这个任务是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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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曾谈到，中国古代的身心二元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存在强烈的对立和紧张，中国古代的身体政治是以道德为本位的。也就是说，政治领域是道德领域（以修身为中心）的依变项，“道德”不但比“政治”更重要，而且优先于“政治”。所以，“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道德政治”，政治领域也可说是“道德社区”。〔67〕这种道德政治曾经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专制主义体制中得以有效地实施，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士绅阶层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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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儒学始终存在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使儒学的影响延续到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时，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严复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误读”，用西方人所看重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公心”、“民德”来反衬中国社会道德的狭隘。〔68〕而接受了严复的某些影响，但又不想彻底放弃儒家思想的梁启超则提出了“新民说”，区分了“公德”与“私德”。他认为中国传统德治在促使个人道德完善上仍是有益的，只是在群体凝聚力这样的公德上没有发展。因此，需要在保留儒家修身的同时，通过“新民”来强化公德、强调群体和集体主义。〔69〕近代思想的这种转变成为新的“道统”后来兴起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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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尚力”、“崇武”的思潮中，近代转型的这种道德政治观并没有落实在政治实践中。身体当时被径直当作政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表明它在以往的路线斗争中也曾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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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延安整风的一个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在中国重新开启了道德政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中一方面吸纳了儒家有关德治、内圣和修身的若干思想以及近代思想家所强调的“新民”思想。另一方面，其所确立的伦理又是在现代大众动员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话语为核心，由现代政党来推行的伦理。所以，我们可以将其开启的道德政治称之为“新德治”。毛泽东以其对阶级斗争意念的执着、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真切洞悉、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娴熟及深厚的传统语言天赋，成功地实现了阶级斗争伦理话语在中国的移植。毛泽东将抽象的义理与实用的解释、异国的伦理与本土的传统、含糊的指代与雄浑的语势、精细的引导与浅白的喻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70〕的神话。这个神话的诞生既保证了毛泽东在斯大林主义框架内的可容性，又使他掌握了对斯大林主义充分的解释权，彻底剥夺了国际派的话语权力；既奠定了他在党内高层不可替代、无以挑战的地位，又使路线斗争的理念经过这次神奇的革命后，真正有可能深入到以农民为主体的全体革命者心中，使共产党不仅是战胜国民党的军事共同体，也不仅仅是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奋斗的道德共同体，而1976且还成了这套“新话”下的话语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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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崭新的道德政治中，塑造共产主义“新人”〔71〕成为一个根本的目标。身体的意义和价值完全被崭新的政党伦理所赋予。由此，人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发生了分离。“身体只是人的躯壳，政治生命才是人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和灵魂支柱。身体可以牺牲，政治生命却不能动摇改变。”〔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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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政治身体（政治生命）与前面所谈的中国近代以来的身体政治化（国家化）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身体政治化是简单地把身体当作政治和国家的工具，这样的身体是没有经过灵魂的改造的；而政治身体却是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和锻炼而获得的，是能够自觉按照政党伦理去行事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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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共产党塑造“新人”的目标而言，政党伦理的话语革命仅仅构成了一种可能。要将这种可能充分展开，唯有发明一套消除异端、开展斗争、实现团结的全新的技术。实际上，延安整风及与之紧密相伴的审干既是中共路线斗争的话语革命，更是这种斗争的治术革命和仪式革命。延安整风与中共革命以往时期相较发生的断裂正在于实现路线斗争的这种策略上，以消灭和压制为特征的革命“断头台”变成了以融化和改造为特征的革命“熔炉”。在延安整风时期，党通过发达的学校教育网络、精心的新闻舆论引导、密集的时间管理、封闭的空间控制和暴风骤雨的运动形式，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思想教育真正做到了人人过关。整风并不是将异己一锅烩，而是建立了异己分类体系，区分了“半条心”和“两条心”〔73〕，从而企望用不同的改造手法，来达到更好的改造效果（尽管在后期的审干和抢救中，这种区分并未得以实现）。在延安这个用技艺塑造的道德理想国中，“两条心”的人可能不算多，但“半条心”却是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是或多或少有其影子的。为了锻造符合党所要求的、党性十足的新人，每个人必须要历经“在血水里泡、在咸水里煮、在清水里洗”的仪式后，才可能走向新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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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身体的锻造并不是仅仅通过思想改造就能完成的，还要在体力劳动中被触及，甚至，还要在“抢救”运动中接受严峻的考验。当时一位主事者所谓“整风必然导致审干，审干必然转入抢救”的名言道出了整风、审干和抢救之间某种微妙的关系。抢救运动与以往的肃反所不同的是：在传统的肃反模式中只有身体的折磨和消灭，而完全没有企图进行精神的驯服；在惩罚主义模式中，出现了开批判会的手段，但那只是在口号加大棒下的压制和服从；而在抢救中，对身体不再是简单粗暴的拷打、毫无道义的践踏和随随便便的消灭，而是在拷问身体的同时，运用自我批判的告白仪式、苦口婆心的正面鼓励、批判和揭发的精神压力、充满弹性的收放（如对甄别机制的适时运用）来驯化身体、再造身体与利用身体。从抢救的目标来说，不再是重在惩罚过去，而是重在引导未来；从抢救的手段来说，不再是盲目地选择对象，而是通过典型的树立，建立了推广的机制和比照的压力；再从抢救的效果来说，被抢救者在这种抢救运动中，不再只是无可奈何的忍受或屈服，而是心悦诚服，脱胎换骨，成长为忠诚于、献身于社会主义的“新人”。延安整风使全党同志的身心都为新思想所侵润，从而真正实现了空前的党内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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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延安整风创造出的是一种铸造革命同志的政治身体的模式的话，那么，土地改革创造出的就是一种使农民兄弟的身体国家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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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土地改革绝不仅仅具有资源再分配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再造社会结构的政治意义。许多农民在土改开始时只愿参加分田，不愿参加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为了防止这种“和平土改”现象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大众动员技术——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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