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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约·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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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飞．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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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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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KangorowiczE. TheKing’sTwoBodies,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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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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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95页。书中具体分析了现代社会围绕对身体的治理问题的四项基本任务：时间上人口的再生产；空间上对身体的约束；通过纪律限制“内在的”身体；在社会空间中再现“外在的”身体。关于霍布斯对现代政治的复杂性的理解，此处无法详论，可参见应星．霍布斯与现代政治的概念，载《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现代政治与道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86-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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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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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Kang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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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格尔兹尼加拉，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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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埃利亚斯．社会学与历史学，应星译，载《国外社会学》，1997（4，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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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埃利亚斯．社会学与历史学，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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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上），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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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化进程并没有完全排除暴力的运用，而是使之从道德考虑中解脱出来，服从于理性的计算。可参见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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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下），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334，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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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猛．论抽象社会，载《社会学研究》，199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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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奥特姆．政治文化中的身体问题，载应星、吴飞主编《身体·权力·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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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4），18、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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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7页。所引译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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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其实，韦伯很早就提出过纪律与现代性发展的关系问题。韦伯以理性化为主题来分析西方现代性的展开过程时，特别强调了基督教新教的禁欲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性关系。在他看来，新教伦理打破了古代“生活”与“善好的生活”的二分，赋予了“生活”崭新的意义。而这一点又是与新的纪律方式的出现分不开的。所谓新的纪律方式也就是对人的身体进行理性控制和训练，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这样，韦伯就把身体的理性化与社会的理性化、把自我技术的发育与权力技术的发育联系在了一起。福柯正是在此基础上推进了对纪律技术的研究。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支配社会学》（Ⅱ），康乐等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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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福柯．治理术，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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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福柯．治理术，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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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5页。译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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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李猛．论抽象社会，16页。不过，身体变成现代政治的主题，并不意味着它是对心灵支配身体的古典命题的简单颠覆。也就是说，现代政治所开启的并非外在压迫与内在压抑都不断加深的历史。实际上，身体成为现代政治的主题与政教的分离是同时发生的。西方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恰恰在于：国家对公民身体的绝对统治是以确立公民人心自由的绝对地位为前提的。用霍布斯（《利维坦》，165页，译文有改动）的话来说，“法律沉默的地方，就是自由之所在”。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权建设（state-builiding）的展开、治理术的发育的过程中，在努力将国家权力伸向每个人的身体之上的同时，并不承担教化作用。（关于西方现代政治与宗教在分离的同时，又在另一种意义上实现了新的结合，可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良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对宗教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的论述。）尽管西方经历了从柏拉图的追寻德性到福柯的身体政治这样的古今之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笛卡儿式的身心二元论始终是西方社会的基本格局。福柯的身体政治既是对笛卡儿式的身心二元论的一种颠覆，又是对这种二元论的一种重构。他晚年强调的“关心自己”的主体解释学也正是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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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Agamben G. Homo Sacer, 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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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列奥·斯特劳斯．德国虚无主义，丁耘译，载刘小枫编《斯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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