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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吉尔马丁．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的性别、政治文化和妇女动员，易先飞译，李小江等．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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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黄金麟．政体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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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黄金麟．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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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黄金麟．政体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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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王中江．新青年，第183、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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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戴向青等．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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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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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尽管死也是痛苦的，因为为了节省子弹，杀AB团时用的是刀、梭镖甚至石头一类难以让人一下致死的武器；但比起不停的酷刑来说已经算是迅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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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罗明．关于“罗明路线“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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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黄俊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学”：特质与含义，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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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中国，122-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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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94-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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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BourdieuP. LanguageandSymbolicPower. 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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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新人”概念来自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61年的小说《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一个全心全意投身于社会改造的革命家。为了了解社会，他用双脚走遍俄罗斯，和纤夫一起背纤，和伐木工一起砍树。为了培养坚定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他喝浓咖啡，坚持数日不睡，或者躺在布满铁钉的床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对俄国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列宁甚至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他年轻时期的影响不但超过了马克思，而且使他终身受益。中国共产党塑造“新人”的实践与苏联塑造“苏维埃新人”的实践有一脉相承之处。参见程映虹．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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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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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半条心指非无产阶级思想，两条心指反革命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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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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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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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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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附录二 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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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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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主义集体化时代里，道德与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研究学者的共识。但早期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基本上都局限在对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高层权威人物的研究框架中，很少涉及对当代中国道德化政治的特殊运作机制的分析。如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史华兹虽然在分析“文革”中的党与领袖关系时注意到了毛泽东与卢梭及儒家在道德主义倾向上的某些异同，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道德在当代中国是如何被政治化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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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研究上的极权主义范式和利益群体范式逐渐被突破，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给实地研究和个案研究带来的有利条件，人们对中国道德化政治的运作机制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舍克在运用深入访谈研究“文革”前的学校政治时，首先提出了“德治”（virtuocracy）这个概念。〔2〕她发现中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符合政治上规定的道德品质时，就会不断地受到奖励，政治表现甚至成了是否被大学录取的重要基础。因而，他们不仅在学习成绩上展开竞争，更在政治表现上展开竞争。舍克认为德治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资源的标准，而且还是一种推进社会转型、扩大群众动员和确立政治合法化的工具。她用资源分配的三种基本方式——德治（virtuocracy）、绩效制（meritocracy）和分封制（feodocracy）来分别对应马克斯·韦伯所分析的权威的三种理想类型——卡里斯玛权威、科层制权威和传统权威。在她看来，德治体制不仅与卡里斯玛权威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因为德治标准的模糊性带来了权威在各个单位普遍的强化。但舍克的分析没有解决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按照韦伯的分析，在一个分化和复杂程度较高的科层制内，卡里斯玛权威一般是难以维持长期存在的，因此中国在1949年后已具科层制外形的德治政体应该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然而，事实上，以服膺卡里斯玛权威为基础的德性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始终是资源分配的原则和利益表达的符号。这表明还有某种与“德治”或“卡里斯玛权威”共存的、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在舍克那里未得到分析。陈佩华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对舍克研究的一个深化。〔3〕她所作的学生积极分子的生活史研究已经触及了德治体制是如何通过对积极分子的各种鼓励而对人格塑造和人际关系发生作用的。不过，她在理论上对“权威人格”概念的借用妨碍了她更深入地去分析德治实践中被广为运用的权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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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华还与赵文词、安戈一起作过一项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村庄史的研究。〔4〕这项研究使德治体制在农村社会的某些运作图景中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这项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故事的写法，没有在理论上进行较多的提炼。赵文词后来据此材料又单独作过理论上的研究。〔5〕他的研究所关心的是中国乡村社会是怎样面对道德困境的，即传统中国道德和现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调和问题。赵文词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他不仅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政治道德的斗争性格，而且具体揭示了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是如何在不断接受国家的道德“锻炼”的同时，又基于自己的目的而去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锻炼”的。不过，他一方面将中国德治体制下这种“锻炼”与古希腊及西方基督教社会传统下的“锻炼”（asceticism，也即古希腊中的askesis）作了简单的比附，而没有看到中西这两种“锻炼”在本质上的不同；另一方面，又显然夸大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道德观“分歧”。而且，他的道德概念打着十分浓厚的格尔兹式的文化色彩，缺乏对道德与权力之间复杂关系的洞悉。奥依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的概念框架下虽然没有正面处理德治的问题，但她对农村基层社会中庇护政治的分析倒是揭示了国家与农民在德治体制下的策略性行动和曲折的利益表达机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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