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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黄金麟．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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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黄金麟．政体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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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王中江．新青年，第183、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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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戴向青等．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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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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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尽管死也是痛苦的，因为为了节省子弹，杀AB团时用的是刀、梭镖甚至石头一类难以让人一下致死的武器；但比起不停的酷刑来说已经算是迅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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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罗明．关于“罗明路线“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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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黄俊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学”：特质与含义，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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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中国，122-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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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94-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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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BourdieuP. LanguageandSymbolicPower. 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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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新人”概念来自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61年的小说《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一个全心全意投身于社会改造的革命家。为了了解社会，他用双脚走遍俄罗斯，和纤夫一起背纤，和伐木工一起砍树。为了培养坚定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他喝浓咖啡，坚持数日不睡，或者躺在布满铁钉的床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对俄国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列宁甚至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他年轻时期的影响不但超过了马克思，而且使他终身受益。中国共产党塑造“新人”的实践与苏联塑造“苏维埃新人”的实践有一脉相承之处。参见程映虹．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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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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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半条心指非无产阶级思想，两条心指反革命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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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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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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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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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附录二 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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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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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主义集体化时代里，道德与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研究学者的共识。但早期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基本上都局限在对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高层权威人物的研究框架中，很少涉及对当代中国道德化政治的特殊运作机制的分析。如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史华兹虽然在分析“文革”中的党与领袖关系时注意到了毛泽东与卢梭及儒家在道德主义倾向上的某些异同，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道德在当代中国是如何被政治化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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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研究上的极权主义范式和利益群体范式逐渐被突破，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给实地研究和个案研究带来的有利条件，人们对中国道德化政治的运作机制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舍克在运用深入访谈研究“文革”前的学校政治时，首先提出了“德治”（virtuocracy）这个概念。〔2〕她发现中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符合政治上规定的道德品质时，就会不断地受到奖励，政治表现甚至成了是否被大学录取的重要基础。因而，他们不仅在学习成绩上展开竞争，更在政治表现上展开竞争。舍克认为德治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资源的标准，而且还是一种推进社会转型、扩大群众动员和确立政治合法化的工具。她用资源分配的三种基本方式——德治（virtuocracy）、绩效制（meritocracy）和分封制（feodocracy）来分别对应马克斯·韦伯所分析的权威的三种理想类型——卡里斯玛权威、科层制权威和传统权威。在她看来，德治体制不仅与卡里斯玛权威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因为德治标准的模糊性带来了权威在各个单位普遍的强化。但舍克的分析没有解决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按照韦伯的分析，在一个分化和复杂程度较高的科层制内，卡里斯玛权威一般是难以维持长期存在的，因此中国在1949年后已具科层制外形的德治政体应该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然而，事实上，以服膺卡里斯玛权威为基础的德性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始终是资源分配的原则和利益表达的符号。这表明还有某种与“德治”或“卡里斯玛权威”共存的、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在舍克那里未得到分析。陈佩华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对舍克研究的一个深化。〔3〕她所作的学生积极分子的生活史研究已经触及了德治体制是如何通过对积极分子的各种鼓励而对人格塑造和人际关系发生作用的。不过，她在理论上对“权威人格”概念的借用妨碍了她更深入地去分析德治实践中被广为运用的权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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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华还与赵文词、安戈一起作过一项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村庄史的研究。〔4〕这项研究使德治体制在农村社会的某些运作图景中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这项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故事的写法，没有在理论上进行较多的提炼。赵文词后来据此材料又单独作过理论上的研究。〔5〕他的研究所关心的是中国乡村社会是怎样面对道德困境的，即传统中国道德和现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调和问题。赵文词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他不仅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政治道德的斗争性格，而且具体揭示了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是如何在不断接受国家的道德“锻炼”的同时，又基于自己的目的而去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锻炼”的。不过，他一方面将中国德治体制下这种“锻炼”与古希腊及西方基督教社会传统下的“锻炼”（asceticism，也即古希腊中的askesis）作了简单的比附，而没有看到中西这两种“锻炼”在本质上的不同；另一方面，又显然夸大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道德观“分歧”。而且，他的道德概念打着十分浓厚的格尔兹式的文化色彩，缺乏对道德与权力之间复杂关系的洞悉。奥依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的概念框架下虽然没有正面处理德治的问题，但她对农村基层社会中庇护政治的分析倒是揭示了国家与农民在德治体制下的策略性行动和曲折的利益表达机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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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城镇单位的研究中，华尔德以其影响深远的工厂研究突出了“表现”在作为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手段的“单位”中特殊的重要性。〔7〕在他看来，“表现”政治体现出的与其说是舍克所说的“德治”，毋宁说是他所谓的“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华尔德实际上已经分析了德治在庇护关系网中发生败坏的机制，不过，他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败坏并不构成对德治权力的挑战，反而是德治权力再生产中的一环。李猛、周飞舟和李康则将单位视为德治性再分配体制，他们深入地分析了权力在这种体制中的运作机制以及单位成员的行动策略，分析了单位制度化的基础及其制度化的意外后果。〔8〕他们的研究虽然主要针对的是处于再分配体制核心的城镇单位，但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中国的德治体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当然，他们受其研究主题所限，在对德治的分析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德治在他们那里只是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的原则提出来的，他们没有进一步分析德治在塑造“新人”实践中的诸多技术；他们对单位成员的利益行动强调较多，对单位幕后的派系结构分析也较多，而基本上没有分析卡里斯玛权威对单位成员思想及行动的影响。此外，他们也未涉及对德治体制的话语和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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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特和塞奇对延安整风这一中国革命的道德时刻的新近研究为我们理解德治的出生提供了一个参考。〔9〕他们在布迪厄和福柯的影响下，着重研究了德治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给人们展示了革命的道德理想国是怎样在延安时期就雏形已具的。但作者过于强调话语权力或所谓“想象的真实”，而忽略了非话语实践的影响。实际上，在道德话语背后，还要靠许多幕后的支撑物才可能构筑起这个道德王国。陈永发在重点批评较早研究延安模式的美国学者塞尔顿的同时，也批评了阿普特和塞奇没有看到平均主义话语背后的等级制和权力集中问题，没有注意到思想整风与组织审（查）干（部）之间内在的联系。〔10〕对延安整风迄今在资料上最为详尽的研究是高华的研究。〔11〕高华对延安整风的起源、整风期间上层权力的交锋以及在中下层锻造“新人”的革命过程作了十分细致的资料爬梳工作，对于我们从“效果史”（effective history）的角度研究德治的出生及其运作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作者虽然在书中没有作过多的理论概括，但他还是不时暗示延安整风的模式前与中国传统特别是所谓“反智主义”传统相接，后有“反右”及“文革”相继。这实际上既容易使人对延安整风与中国传统之间复杂的关系产生误解，也易使人们将延安模式简单地理解成中国共产主义德治的本质，而看不到德治体制成长过程中的断裂性和偶然性。而朱元鸿对1929—1989年七代反革命“世家”的谱系学分析，倒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德治的革命话语与权力策略、同一性与断裂性、压制性与生产性之间的复杂关系。〔12〕当然，朱元鸿的研究中也还带有极权主义研究范式的烙印。刘小枫在分析中国的现代性时所提出的“政党伦理—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概念对我们体会新德治的独特性也颇具启发性。〔13〕不过，他在运用这一概念工具对“文革”时期所暴露出来的怨恨现象进行分析时，由于更关注舍勒所谓“心态类型”的层面，而较忽略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层面，使其对德治的分析深度受到了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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