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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量之别。以前无论是顺民还是刁民，都是散布在乡间的臣民，刁民也许是少数，但顺民也是散民。而在新的划分中，散民已经被动员团结成了群众，而坏人则成了一小撮人。他们不仅是在与人民政府作对，而且是在与“公意”的体现者——群众作对。多数（正道的）群众、少数（迷途的或落后的）群众、个别（险恶的）坏人，这三者既是按照问题的性质来确定的，也是严格按照7∶2∶1的百分比来遴选的，这就足以保证对坏人的打击可以在“稳”、“准”的基础上做到“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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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暗之别。以前国家权力始终没有延伸进基层农村社区，刁民与顺民都隐迹在灰蒙蒙的田间地头，只有找到衙门上来的官司才可能使刁民露出一截身影来。但在1949年后，权力之光已经穿透了中国的每一个偏僻地方，人民群众都被这束光所照亮。坏人则是躲在人民群众背后的阴影。也许他们可以躲藏一时，也许他们能够蒙蔽少数群众一阵，但我们相信，权力之光是不会允许这样的阴影存在的，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坏人别有用心的阴谋终将被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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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象与具体之别。以前顺民与刁民对国家权力来说几乎是同样的遥远，同样的面目模糊。但现在，人民群众虽然是光亮的却又是抽象的、遥远的，而坏人虽然是阴暗的却又是具体的、切近的。在政党伦理之下，“人民”的利益被视为是根本一致的；但是，被一再宣称的“人民的团结”显然带有强制和不可靠的性质，因为它靠的是把任何一个可能持反对立场的人逐出人民队伍中的威胁。尽管只是少数人被打成了敌人，但在原则上每个人都可能被逐出人民之列。这种表面的、乌托邦式的团结和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与掌权者发生任何冲突和矛盾的一方统统抛入敌对阵营，通过对一个个坏分子的清洗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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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无过滤机制之别。以前的顺民与刁民是简单的二个部分，而现在在坏人与革命群众中间还划出了一个部分：一般群众（有时他们被称之为“落后分子”或“不明真相者”）。一般群众所起到的实际上是一种过滤、分化的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机制，那一旦出现了个别坏人影响一批群众的情况，这时国家就会面临两难：一是如果对群众擅动强力，其后果可能是严重的；二是如果轻意在群众压力下屈从，那更会埋下危险的种子。由于有了“一般群众（即落后群众）”，就可以从容地解脱大多数，把他们“筛”出来后送回到人民群众的行列中去，而从这个筛子筛不下去的粗砺石头当然就是要使用强力手段来对付的坏人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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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两种对号法之外，国家对自己的科层精英另有一套结构上与之相仿、实质上有所不同的话语，即“政治上可靠的干部一要适度适时予以“敲打”的官僚主义者—要清除出干部队伍的修正主义者或败类”。这套话语也带有很强的德性色彩，但它所涉及的内容更为复杂，需要另文分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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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关系上的修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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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德治的真理话语中，对敌人、坏人和落后分子这些外在的他者的斗争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与之相连的方面则是与个人内心世界中的他者的斗争。后一种斗争与宋明新儒家常说的“天理”与“人欲”的搏斗倒是有些相似的，只不过搏斗的双方都已经被涂上了浓厚的阶级色彩。在道德立法者看来，人们只有不断通过对自己内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欲望的清算，才可能脱胎换骨为无产阶级的“新人”，国家也才可能臻于“六亿神州皆尧舜”的道德理想境界。这种“灵魂深处的闹革命”实际上是一个自我经过不断的裂解、对立、斗争最后达到纯化的过程。它既在历时态上表现为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的非难和贬损，也在共时态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大我（即共同体）对非无产阶级小我（即自我）的斗争和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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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自我的修炼本应构成新德治的核心，但在内心世界成为国家治理对象的情况下，自我已经丧失了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性，贵在“慎独”的修身往往变成了意在“表现”的算计，“反求诸己”的自省常常落成了“反戈一击”的揭发。故此，政党伦理中的自我关系并不及人伦关系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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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家的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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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理架构的一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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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政党伦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这种伦理与国家权力的密切结合。从国家塑造“新人”的纯粹性以及权力关系的整合度而言，政党伦理有政党—城镇—农村的圈层之分；而新德治社会的治理架构也由三层相应的机构组成：学校（军营）—单位—公社。这个治理架构的一般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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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治理架构中，政党伦理发挥着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中国1949年后的社会虽然建立了科层制的构架形式，但其构架的核心内容却是与西方科层制迥异的政党伦理。正是因为如此，才有“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分离现象。也就是说，科层组织取代了所有的传统组织形式，但科层政治的各种理性化的形式规则、规范性程序又基本上被拒绝或忽视。〔32〕中国这种特殊的科层是通过持续地、人为地划分“红”与“黑”、“积极”与“落后”，并将这种划分与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紧密地相联，与人们之间激烈乃至是残酷的竞争紧密地相联，以此来塑造贯彻政党伦理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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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崇拜和广树典型的结合。新德治的治理权威以不断强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中心，显然属于卡里斯玛式的权威类型。但在韦伯的分析中，在现代社会，长期维持卡里斯玛权威是很困难的。因此，卡里斯玛权威迟早会经历一个例行化的过程。〔33〕然而，在中国几十年的德治实践中却始终排斥例行化的过程，而另行建立了一整套支持这种权威的机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各种正面的、反面的，人格化的、空间性的，全国等级的、地方等级的德性“典型”在中国树立之广、影响之深。对德性典型的“观看”尽管与对个人的崇拜同样有一种戏剧性的效果，但典型在观看者那里不再是模糊的图景，而是清晰的展示；不再仅仅牵动起某种神秘的情愫，而是既为个人指明了如何把这种情愫与切己的修炼结合起来的法门，也给各个具体的治理单位勾画了把政党伦理贯彻在日常治理实践中。典型几乎都是经过精心的筛选、夸张的力量和渲染的文辞“树”起来的，但它却旨在通过展示来将政党伦理日常化。“树典型”可谓是德治社会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技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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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式主义”和“幕后解决”的结合。在治理架构中，充斥着以典型政治为中心和推动力的各种仪式性活动。但这些仪式表面的神圣性并不等于说它们就是社会成员的行动机制。实际上，在各种日渐僵硬的“形式主义”表现仪式活动之下活跃着色彩斑斓的“幕后解决”机制。这构成了支持德治政体长期存在的又一重要机制。本书稍后会具体分析这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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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贫乏的治理技术和广泛的政治运动的结合。由于政党伦理以其绝对排他的价值理性对国家治理所发挥的支配作用，使治理架构尽管在形式上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却难以解决各种具体的治理问题。一元化、总体化和等级化的国家治理的无穷膨胀，排斥了丰富的、多样的和自主的治理技术，消解了社会成员进行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性，造成了真正的治理技术的贫乏，其结果是同时瓦解了政府本身以及“社会”的行动能力。〔35〕尽管“变通”和“幕后解决”为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疏解渠道，但由于国家排斥了任何非政府的行动能力，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只要得不到政府的解决，它们自然就不会得到解决，而只会在治理架构中进一步发育。而当问题积累到贫乏的治理技术再也无法应对的程度时，尤其是当矛盾的深化从根本上威胁到人们对德治的热情的时候，政治运动就成为矛盾得到畸形解决的基本手段。当政治运动到来时，平日乏味的单位生活被打破，人们仿佛一下接通了与卡里斯玛权威的联结，被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在这种宗教般的集体欢腾中得到调整。〔36〕卡里斯玛权威和集体欢腾的结合，日常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并置和交替，构成了新德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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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暴力和群众暴力的结合。在“人民—敌人”对号法发挥着深远影响的德治社会中，德治和暴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中国社会与斯大林主义统治的苏联的不同在于，中国社会强调群众动员，因而，在德性话语下不仅有国家暴力的作用，而且还有群众暴力与之相结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确不太像苏联那样动用国家警察来实现对全社会的监控和压制，但全社会的成员却都已警察化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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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塑造“新人”中的影响和再分配体制中的地位不同，治理架构的各部分自有其特点，所以，还需要分别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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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军营：组织考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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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之所以忽略学校与军营诸多方面的差异，而将两者放在一起分析，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学校和军营共同承担着培养“新人”的重任，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吸纳精英最主要的场所，也是德治原则贯彻得最为纯粹的地方——或可说是德治的理想类型。毛泽东1966年在其创造“新世界”的纲领性文献——“五·七指示”中关于“军队是一所大学校”的言论无疑点出了学校、军营与培养新人、建设新社会的理想模式之间的特殊关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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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军营的显著特点是空间的封闭性（军营尤其如此）、成员的年轻性和流动性。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可解析的、等级化的封闭空间里，政党伦理对尚未社会化（或尚未充分社会化）的成员发挥作用时受到的各种干扰因素很少，因而非常有利于“新人”在单一的环境、鲜明的节奏、繁琐的仪式和严密的纪律中接受规训。另一方面，因为人们在那里面都是暂时的，所以，一进去就有一个如何面向未来的出口问题。而这个出口的走向往往又与人们在政党伦理中所获得的身份或说是在这些地方所积累的政治资本直接相关。这就使人们在那里的政治“表现”具有紧迫性。学校—军营虽然与再分配体制中许多重要的资源分配无缘（如房屋、职级、工资等〔39〕），但人们对解决所谓“组织问题”的迫切性却成为政党伦理发生作用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机制。众所周知，在学校和部队这两所未来精英的输送地，入团、入党比一般的单位容易，也就是接受组织考验的时间短；但这却是与更严格的考验要求，即要求人们靠拢组织、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学习模范（特别是烈士）、争当先进、献身集体，总之，接受一切非个人化的，甚至是蔑视个体生命的教育——紧紧连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去自我”的考验技术，生产“驯顺的身体”的纪律技术，在学校一军营这样的机构中成了一个核心的问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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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档案书写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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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是国家治理城市的基本架构，是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与人们待在学校—军营的短暂性正好相反，人们在一个单位里的生活、工作几乎都是长期性的乃至是终身性的。因此，单位除了具有我们前面所说的一般特点外，由于这种不流动性，单位中的检查机制得以充分地发育起来。这种检查机制有政治学习制度、谈心—汇报制度、检举揭发制度等多方面，这些方面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这种检查机制的核心——档案书写技术体现出来。可以说，正是档案书写技术成为德治权力在单位里的一个有力支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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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实际上是单位建立的每个人在政党伦理中所占位置的索引系统，这个系统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单位可以对个人的德性进行定性、分类、评价和奖惩。档案把每一个人的历史，不仅他的历史行动而且还有他的历史思想，都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书写，从而建立起了对个人的两种索引：出身的索引和“表现”的索引。出身的索引标明了他在政党伦理中所具有的先赋性的身份地位。“表现”的索引又分为自我书写部分（由履历、总结、汇报、反省、检查、交代等组成）和单位书写部分（由单位鉴定、揭发材料、小组评语、调查材料、奖惩记录）。通过对这些索引材料作分析、比较、鉴别，可用于三个基本目的：一是看一个人长期的实际表现，在历史上犯过何种错误，错误属何种性质；二是看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平时的思想动态；三是看他是否向党交心，是否向组织隐瞒了事实。不仅他在历史上犯的行为错误是随时可能被揭的伤疤，而且他在某个时候流露出的不良的思想倾向也是无法洗刷的污点。但如果他自作聪明，在思想汇报、运动总结中拒不交代真实想法，一旦被别人揭发，〔42〕那么，他的档案上会留下更危险的记录——“向组织隐瞒事实”。如果他的档案上被组织部门或政法部门批上了一条“内部控制使用”，那他一生的政治生命都将告结。档案尽管是每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却永远也不得与本人见面。也就是说，如果组织上给一个人下的结论是错误的话，那他永远也不可能有“辩诬”的机会。档案书写正如福柯所分析的那种规训权力一样，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而在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了它的对象。〔43〕这样一来，档案不仅在政治运动中永远是斗争的利器、确定打击对象的重要依凭，而且在日常状态下也像一个无形的紧箍咒一样始终套在每个人的头上，在入党、提升、涨薪、调动、奖励、分房等诸多个人重要事项上都与之相连。任何人都不愿意在终身伴随他的档案上留下污点，因此，只有始终按照政党的要求来行事。尽管由于政治的风云变幻和人事的纠葛纷争，紧跟大方向、服从领导的单位积极分子仍难免有犯错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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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社：相互凝视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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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49年后户口制度的建立，将农民与农村、农民与土地紧紧地栓在了一起。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一大二公”为主要特点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国的建立，又使农民与公有化世界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对于上升渠道极为狭窄，处于再分配体系末梢的公社来说，除了土地的控制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办法从思想上将一贯落后、缺乏上进心的农民改造成“新人”呢？人民公社在传统村庄特点的基础上，锻造了一种更成熟的凝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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