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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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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内部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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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pter A., Saich 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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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陈永发．“延安模式”的再检讨，载《新史学》，19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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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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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元鸿．The 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Rhetoric (1929—1989)，《东海大学学报》，1994（35），5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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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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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7页。也如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所指出的，虽然在战国时代有儒法之争，但从西汉以礼入法以后，礼治、德治与法治的思想逐渐折中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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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中国，226-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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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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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F. Watkins, I. Kramnick．意识形态的时代，张明贵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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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们对“对号法”的发现，最初来自于我们所做的一项田野研究。我们在田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地方政府心中常常有这样一幅农民的图景，即“多数明白事理的人民群众＋少数易受欺骗的群众＋个别别有用心的坏人”。当他们与农民打交道碰到阻力时，总会将具体的人分别与这幅图景的某个位置相对应，从而再来考虑相应的化解之道——依靠、教育或打击（应星《大河》）。我们可以看到，对号法这样一种话语从1949年至今，尽管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了诸多的变形，但却始终在中国社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在这里尝试着对这种对号法的原型进行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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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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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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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正如朱元鸿（The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 1929—1989）所说的：“依据革命的语艺，反革命问题在于揭下面具，暴露潜藏的敌人与伪装的奸细。而事实上，反革命本身就是一幅面具，是为了证明革命真实与实现革命权力而为某些经过选择的特定群体戴上的面具。整个策略正在于：借着‘想象的’来证明‘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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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汤森，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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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由于在中国“毛泽东思想”有特定的意含，与我们的分析对象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本文基本不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而用国外学者多采用的“毛泽东主义”（或“毛主义”）一词。关于毛泽东思想与毛主义，可参见史华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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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于此文发表时的背景，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567-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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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49年后界定“坏分子”的两条主要标准是：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如果说出身还是一个确定项的话，那么，“表现”就是一个含混其词的东西了。表现不好的家伙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对、敌视和破坏”的敌人之间完全没有可供操作的清晰分界。对“表现”的含混性，可参见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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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种不平等首先是政治上的，同时也因为政治上的不平等而带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391-404页）。由于刘小枫对1949年后革命群众（积极分子）和一般群众的冲突和矛盾，已作了一个有见地的分析，本文不再重复，而侧重于分析群众尤其是积极分子与坏分子之间的斗争。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红”、“黑”高度对立的德治社会中，所谓的一般群众实际上很难真正立足，因为他们如果不能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不能表现出对“红”的追随，那他们很可能就会被视为是落后分子乃至坏分子。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得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积极分子的姿态，只不过这些积极分子的类型也颇为殊异。参见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对四种积极分子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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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高毅．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09-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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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丹东之死还有另一种释义，即从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之间共同的人义论逻辑着手，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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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曹志为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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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也正因为此，“刁民”和“顺民”才从1949年后的官方话语中一并消失了。虽然一些地方干部还在私下里使用，但其含义实际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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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大河》对这套话语的简略分析。大体而言，国家对群众使用的一套话语主要是为了锻造“新人”的目标，而对精英使用的一套话语更多是出于利益分配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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