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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我们在这里也应该提到一个容易引起的误解：即认为军营生产的是驯顺的肉体，而学校生产的是驯顺的思想。其实，福柯（《规训与惩罚》，157页）的分析已经让我们看到，“驯顺的肉体”和“驯顺的思想”本就是不可分的。因此，纪律这种技术在军队和学校之间才会传播得很快——我们也更有理由把学校和军营视为同一类治理架构，或者说属于广泛的“监狱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学校，都很难想象非积极分子的生存空间。事实上，这里面人的差别常常只是积极分子的类型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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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国家对农民没有建立人事档案，只有户口簿上几条极简单的个人信息；对士兵和中学生以上的学生虽然建有人事档案，但因为成员年轻，流动又快，所以显得较为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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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无论是“人民—敌人”话语还是在“积极—落后”上的刻意划分，无论是在“积极分子”荣誉上的竞争还是在附着其上的稀缺资源配置上的竞争，都大力鼓励人们特别是同辈群体之间的相互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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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福柯．规训与惩罚，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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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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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当然，国家还建立了一个较为发达的内部参考的信息系统。但这个系统是严格与科层制对应的，级别越高的官员，得到的内参信息就越多。也就是说，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基层单位领导得到的内参信息是极为有限的。更何况，普通人在应对权力面前的小“诡计”，是很少会被纳入集中关注群体动向的内参信息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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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因为上级的控制范围过大、控制参数过多，缺乏成本低的控制参数，缺乏组织竞争等因素，单位领导获得了对单位人较为全面的自主控制。这种控制使人们在单位建立高度灵活的关系成为一个关键的生存和竞争策略。而我们在公社中可以看到，由于在相当程度上缺乏书写、现代交通和通讯等现代控制工具，公社难以对社员实施有效的全面控制，从而使社员的消极行为有较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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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这种算计主要表现为对足以实现目标的任何手段的算计，它既不是韦伯所分析的价值理性行动，也不是他所说的工具理性行动。在一个具有准宗教性的价值理性（政党伦理）与世俗性的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中，在各种程序技术与单一的抽象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造就出来的是一大批在追求个人目标上不择手段、内心不受任何规范、既无真正的信念又不讲任何责任的虚无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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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64页；陈佩华等．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23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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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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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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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这乃是共和派以来（从亚里士多德，至少从罗马共和国以来）政治理论的关键主题。参见斯金纳．马基雅维里，王锐生等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PocockJ.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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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由于本书旨在分析中国新德治体制的运作机制，所以，对德治体制下另一种意外后果——人们在自由伦理实践上各种曲折而复杂的尝试就略而不论。需要一提的是，因为这些尝试构成了对德治体制真正的威胁和挑战，所以，它们受到了种种压力和限制，使其既很难不断地被积累和校正，更难在同一条反抗线上被聚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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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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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良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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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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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附录三 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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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主流社会学研究的实证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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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作。但他当年在美国准备出版这本著作时却颇费周折。不少出版商都将他的原稿退回。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交给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他应该去找商业性的书商。〔1〕黄仁宇所遭遇的一个尴尬在于他这本学术著作是用叙事的风格写就的。也许美国那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对此书的疑惑，正如偏爱实证科学观的研究者常常对叙事发出的质疑一样：“那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可它真的算是研究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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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遭遇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趋向实证化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在社会学领域也比比皆是。在欧洲古典社会理论大师那里，本来一直并行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研究路向。但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占据社会学主流地位以来，社会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实证化、定量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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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方法论原来只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方法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有其客观存在的规律，因此应该用经验事实来检验社会学的假说，用数量分析这样客观的研究方法来发现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在他们看来，虽然社会科学在方法和技术的运用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但社会科学在理论建构、证据搜集、资料分析和理论检验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它在调查研究中就注重量化程度较高的抽样问卷调查、量表与测验、实验等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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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基本方法论是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以韦伯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现象，因为社会现象被社会行动者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因而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们主张通过理解社会现象的特殊意义来对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作出因果性的说明，在调查研究中注重量化程度较低的深度访问、参与观察、历史比较和叙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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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两种路向在看待和解释社会现象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但它们刚开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真正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截然对立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一般并不被社会学所认同，韦伯式的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是处于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方法论。它反对的是照搬自然科学方法或滥用数量分析方法，而并不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这一实证原则。因此，无论是量化程度较高的抽样调查，还是量化程度较低的参与观察和叙事分析，既可以为实证主义方法论者所用，也可以为反实证主义方法论者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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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理论上说量化方法与质性研究各有利弊，但是，在美国式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量化方法在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中运用得远比定性方法广泛，其所享有的“科学”地位似乎也远在定性方法之上。如果量化方法发展到以其标准性、精确性、客观性和规范性垄断了科学声誉的地步时，那么，它也就从一种科学方法蜕变为一种科学神话了。我们说美国主流社会学研究有实证化趋向，指的正是实证主义科学观完全支配了社会学的研究，预设它是人类研究社会唯一客观可靠的知识类型，而质性研究则遭到诸如其成果难以积累、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等指责，因而越来越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4〕比如，霍曼斯就断言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进步正在于统计方法的提升〔5〕，柯林斯更是声称统计不只是一种方法而已，而是可以作为最具实质社会学意含的理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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