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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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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专家邓金曾经明确地表示叙事方法并不是对谁都适合，只有这样的人才适用：他们拒绝上帝般的眼光，相信人类经验世界中唯一存在的是解释。〔17〕所谓叙事，也正是将日常生活中的解释呈现出来。因此，叙事者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故事，首先就要取决于他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素养。也就是说，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来的。没有人独特的感知，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纵然如神祗般矗立在山顶，人也可能视而不见。〔18〕社会学家能够从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够从平静的生活中看到动荡，能够从常规的秩序中发现悖论，能够从繁荣的景象中体察断裂，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理论修养。那些信奉“家乡社会学”的人只知道自己的家乡是进入田野的有利条件，却不知道他们自以为熟悉的家乡恰恰也因此可能成为其认识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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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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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耳金霍恩（Polkinghorne）曾区分了“叙事性分析”（narrative analysis）与“叙事的分析”（analysis of narrative）：前者是通过情节来建构生平片段，提供关于特定情境的知识；而后者则是在不同的故事中寻找共同的要素。〔19〕在我们看来，“叙事的分析”看似叙事，实际上其所关心的模式与统计社会学所追求的通则如出一辙，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伪叙事”。而“叙事性分析”才是叙事真正的旨趣所在，它认为“偶发的、意外的、内在的不可预测的时间可以消除或改变历史看似最持久的趋势”，“它暗示了社会进程内在具有偶变性、不连续性和结果的开放性”。〔20〕但是，如此强调偶变性（contingence）的“叙事性分析”所选择的叙事对象恰恰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随时随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1976故事，但什么样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叙事性分析的样本去呈现，其条件却甚为苛刻。不是随便什么人的家乡的日常故事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叙事的主题。值得展现的故事必须达到十足的复杂程度。这种复杂程度不仅仅是指场面的壮阔、声势的浩大、人物的繁多、过程的曲折、关系的交错、事件的叠起、时间的漫长，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从中能感受到心灵的颤动。在构成叙事几个基本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使用情节、背景和刻画，赋予某个事件以结构、意义和脉络，从而将之转化为故事的要素。〔21〕情节的复杂性和生动性是叙事能否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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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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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成功并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复杂和精彩，而是要靠研究者“讲”出来的。“讲”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的运用，实际上它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展现，是作者理论关怀之所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讲故事中必须体现足够强大的张力，容纳足够复杂的关系，展示足够完整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不会犯用先导的概念来剪裁生活世界的错误，才不会把那些偶然的、随机的甚或“错误的”事件简单地排斥在叙事之外，不会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总体概括的“个案”或理论分析的“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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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学界就有人高呼“叙事的复兴”，〔23〕而今社会学界也有人在欢歌“叙事的转向”的到来或大谈“叙事的转向”。〔24〕然而，在我们看来，与其用“叙事的时刻”去颠覆统计社会学的神话，不如提醒我们不要陷入韦伯所谓“方法论的瘟疫”，塑造唯方法论的神话。所谓“唯方法论”，是把方法从研究对象中孤立出来，把研究对象的理论建构问题化约为经验指标和经验观察的技术操作问题，这样就变成了为方法而方法。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证其获得的知识所代表的是唯一的真理，也即是说，任何方法本身都不是绝对的，无论这种方法是以实证的面目还是以叙事的面目出现。是什么样的主题和什么样的材料才决定了什么样的方法是适用的。正如叶启政所说的，方法所保证的只是在于，在一些特殊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前提指引下，一个特定论述与人们的经验感知之间所具的贴切感的程度而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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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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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eglowskiD. That’ saGoodStory, ButIsItReally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997 (3):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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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赫．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理论，应星译，国外社会学，199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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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可以从美国最重要的两本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SR）中定量研究论文的比例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瑞泽尔（《社会的麦当劳化》，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1页）把美国大量非常标准化、制式化、规范化和定量化的社会学产品称之为“社会学的麦当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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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omansG. FiftyYearsofSociology, AnnualReviewofSociology, 1986 (12):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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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ollinsR. StatisticsVersusWords, In: SociologicalTheory, NewYork: Jossey - Bass, 198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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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atz J. A Theory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e Soclal System of AnalyticalFieldwork, In: Emerson R.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Ill.: Waveland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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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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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叶启政（《均值人与离散人的观念巴别塔：统计社会学的两个概念基石》，载渠敬东等编《现代政治与自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94-364页。）对均数和变异数两个概念所作的精彩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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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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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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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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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制度运作与制度变迁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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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eberM. MaxWeberontheMethodologyoftheSocialSciences, NewYork: FreePress,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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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1）；《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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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猛．在日常生活与历史之间，2000，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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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邓金．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周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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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柏格．社会学导引——人文取向的透视，黄树仁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2；柏格、卢格曼．知识社会学：社会实体的建构，邹理民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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