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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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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同上书，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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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凤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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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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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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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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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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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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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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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毛泽东：1965年8月8日《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几内亚总检察长及夫人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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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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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意〕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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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根据〔英〕罗吉尔·胡德统计，至2004年10月：世界上有81个国家废除了所有犯罪的死刑；12个国家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35个保留死刑的国家在过去的至少10年时间内未执行过死刑（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以上三者相加，共128个国家。参见《死刑的全球考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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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胡云腾博士在1995年提出中国废除死刑的百年构想，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95—2010年大量废除死刑；2010—2050年基本废除死刑；2050—2100年全面废除死刑。见《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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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死刑：以中国死刑文化为背景 二问：“杀人偿命”是否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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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偿命”，是保留死刑的最有力理由，同时也是废除死刑难以解开的死结。因为，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以命抵命是再公正不过的事情；如果杀人者不死，则是最大的不公。在中国的死刑文化中，“杀人偿命”的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古代著名思想家荀况（约公元前313—前238年）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荀子·正论》）在中国，“杀人偿命”的观念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彻底清算，致使时至今日，它在许多人的心中仍然是不可动摇的铁则。然而，“杀人偿命”果真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公正的吗？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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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二百年前贝卡里亚率先对死刑提出诘难以来，挑战与质疑死刑制度的声音就从未间断，正反双方的争点层出不穷，但是交锋和对垒的基点始终围绕着死刑的正当根据而展开。换言之，人们总是试图从死刑的公正性、功利性及人道性等三个方面展开自己的论辩。今天，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显示，死刑的一般预防功能即使不是一种虚幻的神话，也很难得到确切充分的证明。【1】同时，死刑的个别预防功能也完全可以被终身监禁所取代。【2】因此，死刑的功利性不得不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另一方面，死刑的非人道性更是这一制度的软肋。面对人道主义的世界大潮，维护死刑制度的“圣斗士”们在这一战场上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于是，死刑的公正性便成为这一制度存立的最后支撑，也成为死刑废除论者最难攻破的一道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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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偿命”，是死刑公正性极为原始同时又是极为精当的说明。对生命的侵犯只有以对生命的剥夺，才能补偿和抵消。唯其如此，死刑历来被认为具有最无可辩驳的公正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乃是如此之天经地义，以至于人们毫无疑惑和顾忌地坚持，对于故意杀人者必须处以极刑，才能使公正得以维持和恢复。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杀人偿命”的观念在根本意义上左右着普通民众之于死刑的态度，同时又以“民意”的方式制约和规定着国家的政治抉择，由此成为死刑废止中最为顽固的一道“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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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破除这一死刑废止中最大的障碍，笔者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对“杀人偿命”的观念进行初步清算。笔者认为，“杀人偿命”乃是一种过时的等害报应，从报应刑的生命进化和理念嬗变着眼，这一过时的报应观念应予摒弃。退一步讲，即使认为等害报应的观念在“以命抵命”的意义上应当维持，这是特殊时点上实现公平的唯一途径，我们也不得不说，此种生命对等意义上的价值均衡是虚幻的，其实质乃是在“公正”掩盖之下的极度不公。再退一万步讲，即使“杀人偿命”在原始报应和朴素公正的框架内能够成立，它也与人道关怀的时代大潮背道而驰甚至格格不入，从而在“公正让位于人道”的价值考量意义上，必须予以瓦解和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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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杀人偿命：过时的等害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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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偿命”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报应。“杀人”与“偿命”之间构成了“前因”与“后果”的联系。此种联系又具体表现为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从质的方面看，杀人是“因”，偿命是“果”，没有杀人便没有偿命，有杀人便必然有偿命。其二，从量的方面看，杀人是一种“恶因”，偿命是一种“恶果”，两者在恶的程度与数量上具有对等性，即都是一条生命的消逝。因此，“杀人偿命”正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禅偈，人类朴素的因果报应观念在这一点上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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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报应刑的生命历程，我们分明看到了一条从复仇到等害报应，从等价报应到等序报应的演进轨迹。报应刑的最早源头是原始的复仇习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成了那个血腥年代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汉谟拉比法典》规定：“伤害他人眼睛、折断他人骨头、击落他人牙齿的自由民，应分别处以伤害其眼、折断其骨、击落其齿的刑罚。”【3】《摩奴法典》更是明目张胆地肯定：“最低种姓的人以骇人听闻的坏话，辱骂再生族，应割断其舌”，“如果他以污辱方式提到他们的名和种姓，可用烧得透红的刺刀插入他的口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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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作为一种野性的正义，与理性的报应之间存在重大的区别。首先，复仇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行为人本人，而是完全可能殃及他人。但报应的对象则具有固定性和唯一性，只限于行为人本人。其次，复仇没有节制，其不但在程度上经常超过侵害的范围，而且往往导致仇恨世代相传。相形之下，报应有节制，在量的范围上与侵害行为具有相同的规定性。并且，在国家“公共报复”的形式下，不会导致仇恨的恶性循环。正是基于以上的合理性，报应刑开始作为复仇的一种超越和扬弃，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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