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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杀一儆百”缺乏充分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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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论与否定论是针锋相对的两种不同主张。要深入梳理和检讨这两种不同理论，便有必要深入到他们的前提预设和现实例证之中，考察其前提预设的合理性与适当性，印证其现实例证的贴切性与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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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提预设看，两大理论的一大争点在于，人是否是拥有一种绝对理性的动物。肯定论认为人毫无质疑地拥有绝对的理性，人的行动完全取决于理性算计；否定论则试图摧毁这种神话，竭力显现人类理性能力的局限和失灵。应当说，人对自身理性能力的发掘和解放，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也正是启蒙运动的最大成就。人具有理性认知与理性抉择的意愿与可能，由此成为一种常识。人们普遍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运用人的理性力量，就能够建构出完善的制度及其所有精微细节。难怪卡西勃发出这样的惊叹：“同一性和永恒性表现出理性的真正本质。”【8】这真是一个“世界用头立地”（黑格尔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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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物极必反，理性的发迹使得人类对理性的尊宠几近痴妄的地步。事实上，人的理性能力虽然客观存在，但它并不是永恒的、绝对的和毫无差异的。人的理性能力既有其获取的起点，亦有其丧失的终点；人类的理性能力绝非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它也有自己不能克服的阈域和无法抵达的彼岸；人类的理性能力绝非人人如一、千人一面，它在个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同；人类的理性能力也绝非持续永久、密不透风，它总有被情绪和感性冲破的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绝不能抱持“天真的理性主义”【9】，相反，我们势必相信，理性是有界限的。“一旦逾越了自身的界限，即会陷入幽暗、困顿之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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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认识论出发，我们应该得出人具有“相对理性”的结论。在一般情形下，人是理性的，并能够根据善恶计较、利弊权衡而行动，受功利主义原则的支配。然而，正如上述，人的理性又绝非无所不能，千人一面和密不透风，它总有自己的边界，有自己的差别，也有自己的失灵和落空。然而，犯罪人由于其人格使然，恰恰缺少的是正常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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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提预设上，两大理论的另一争点是“刑罚严厉性与威慑力的数量关系”。肯定论认为，刑罚的严厉性与威慑力成正比，增强刑罚的严厉性，其威慑力也必然相应提升。否定论者则认为，刑罚的严厉性与威慑力并不存在所谓的正比关系。事实上，刑罚的威慑力绝不仅仅与其严厉性相关，它还与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其他因素密切相连。至少，在严厉性之外，刑罚的确定性、公正性、及时性等一系列因素，都是影响刑罚威慑效果的重要因素。此种观点早已被贝卡里亚等学者予以精确阐述。因此看来，肯定论者基于常识而得出的结论——“刑罚的严厉性与威慑力成正比”，并不是绝对的，它必须建立在刑罚施行中其他因素恒定的前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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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在于另一方面。从个别否定论者的意见看，有的学者认为，在刑罚严厉性的增长中，完全可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结果。在超过一定程度之后，严厉性的递增并不能获得遏制效果递增的相应回报。如果这一见解成立，则必然会构成对肯定论的直接挑战和颠覆。因为，如果这一命题为真，那么刑罚的严厉性与刑罚的威慑性之间便并不存在所谓的正比关系。但是，要证明这种边际效应递减的结果，则相当困难。特别是，否定论者要证明死刑并不具备比无期徒刑更大的威慑力，便必须证明，在刑罚的严厉性超过无期徒刑之后，随着刑罚严厉性的增加，不仅边际效应递减，而且在抵达死刑这一点时，边际效应为零。无疑这是一种在逻辑上可能，但在证明上却极为困难的主张。然而，虽然从科学证明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下述经验上的一般常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否定论者的推断：第一，刑罚惩罚等级的升级，可能导致受刑人耐受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进一步导致单位刑罚量的大幅度贬值；第二，过于严厉的刑罚，很可能导致相对人的抵触情绪，甚至产生攻击性、对抗性的行为反应，这无疑会抵消刑罚严厉性增长所带来的威慑效果；第三，过于严厉的刑罚，可能与社会公众的正义情感发生冲突，从而妨碍公众对于刑罚的信赖、尊重与理解，由此削弱刑罚严厉性增长所可能带来的威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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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肯定论给出的现实例证看，也存在相当的问题。肯定论提供的第一、二个例证，能够证明死刑具有威慑作用。但是，从逻辑上看，却不能证明死刑具有高于无期徒刑的遏制力。单单证明死刑具有威慑力，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如果连死刑这种最为严厉的极刑都不具备威慑力，那么，包括死刑在内的整个刑罚体系的威慑力，便会遭到根本质疑。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死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问题是，肯定论者应该说明死刑具有高于无期徒刑的威慑力，而这则显然超出了第一、二个例证的说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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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也正是为了弥补这种缺陷，肯定论者又提出了死刑具有额外遏制功能的三个例证。遗憾的是，这三个例证也同样难以说明死刑的额外遏制效果。从第一个例子看，实际上是想说明，如果将无期徒刑分配给最为严重的犯罪，那么，死刑的存在就能够防止罪犯在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继续在狱中犯罪。而从第二例子看，实际上是想证明，如果将无期徒刑分配给最为严重的犯罪，那么，死刑的存在就能够遏止罪犯在被判刑之前实施其他犯罪。所以，第一、二个例子具有十分紧密的有机联系，结合在一起是想说明，如果将无期徒刑分配给最为严重的犯罪，死刑的存在便能够阻止罪犯在被捕前、后实施其他犯罪，避免犯罪不断扩大。但问题在于，如果将无期徒刑分配给最严重的犯罪，而将死刑的存在，仅仅定位为遏制这些犯罪的前期或后续的犯罪，便彻底打破了罪刑均衡的基本原理，没有将最为严厉的刑罚，分配给最为严重的犯罪，从而根本背离了刑法的公正性诉求和功利性考虑。事实上，犯罪形态具有不断攀升，犯罪破坏性能量不断扩大的无限趋势，我们永远也难以确定什么是最严重的犯罪。反面观之，刑罚的严厉性却有自己绝对的界限，人终归不过一死，除了死刑，人类不可能找到更为严厉的刑罚。于是，在无限的犯罪与有限的刑罚之间，便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试图以死刑来遏制犯罪的不断升级，只能是一种虚妄。我们可以设想，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在狱中又实施暴力犯罪，将被判处死刑。与其如此，罪犯不如再实施越狱，反正也是一死。在越狱过程中如果遇到狱警抓捕，索性再杀人灭口，终归不过一死。这样，死刑不但不能遏制犯罪的升级和恶化，可能更会催化、促进这种变化。第三个例证是想说明，死刑不可逆转所产生的额外遏制力。但是对政治犯罪而言，死刑的遏制力本身即是有限的。罪犯是基于坚定的政治确信而行事，他们是为了成就政治抱负而行动，万一牺牲也只是必要的代价。此时，死刑整体上的遏制力都处于落空或失灵状态，不可撤销性所产生的遏制力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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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论者所提供的例证，说明了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罪人和罪名的变化而差异悬殊。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例证只能说明死刑的威慑力是有边界的，不是无所不能的，它也并不能说明死刑的威慑力不大于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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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主张“杀一儆百”即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的肯定论，无论是从理论预设和基础上考察，还是从其提供的现实例证上，都无法给人以确信的结论，都不能充分论证死刑具有最大限度的威慑效果。与肯定论相比，否定论的见解，则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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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杀一儆百”的实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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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杀一”能否“儆百”，即死刑是否有最大的遏制力，绝不仅仅是个理论论证问题。近年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逐渐抛开抽象空洞的理性思辨，将注意力集中到有关死刑遏制力的实证研究上。这便使得有关死刑遏制力的争辩，不仅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出现对垒，而且在科学实证的层面上展开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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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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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刑遏制力的经验性研究，由于正反双方采取的不同方法、材料等而显现出不同的结果。其中，方法的差异尤为突出。即使是就同一材料，由于双方切入的视角、取样的范围及分析的范式的变化，也完全可能得到迥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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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的研究，或者称为跨地域的比较研究。它是对两个或多个不同地域在同一时间上的比较，当然比较的范围和目标是围绕死刑的遏制力。这样的方法又可具体细分为以下三种操作策略：第一，针对废除了死刑或根本就不曾存在死刑的国家（或地区）与保留死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犯罪率的比较。第二，针对特定时期死刑执行率高的国家（或地区）与死刑执行率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犯罪率的比较。第三，针对因定死罪而被处决的可能性大的国家（或地区）与被处决的可能性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犯罪率的比较。应当说，第一种策略是对死刑方法的威慑力的研究，而第二、三种策略则是对死刑执行的威慑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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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区比较研究，因天性脆弱，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因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不同的情势和特点，此种差异性的数量和规模甚至可以无穷大。而且，客观地讲，犯罪率升降的影响因子也非常之多，除了刑罚本身的影响之外，风土、人情、德性甚至地形、气候无不会对犯罪率施加影响。因此，很难分辨不同国家犯罪率的差异，到底是因为死刑存废因素的影响所致，还是其他因素使然。换言之，人们很难把死刑对犯罪率的可能影响，从其他因子施加的可能影响之中分离出来。当然，地域交叉研究中选择的区域，很可能是临近的、社会情势相近的法域。但是，尽管这样可以减少误差的几率和程度，但仍然无法根本解决上述的弊病，因为毕竟无法找到两个社会情况完全相似的法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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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纵向研究。基于横向研究的不足，另一种研究方法即纵向研究应运而生。纵向研究是对同一区域不同时间序列的研究。与横向研究一样，纵向的研究也可以分别就立法与执行两个方面展开：立法上的研究，通常是研究同一法域在废除或恢复死刑前后的犯罪率变化，而执行上的研究，则是就同一区域在死刑实际执行前后的犯罪率进行比较。应该看到，纵向研究较好地克服了横向研究在效度和信度上的不足，使死刑的存废与实际犯罪率之间的客观联系明显地凸显出来，有效地隔离和过滤了其他因素的可能影响，因而较之横向研究更具有优越性，也为更多的学者所采用。同时，为了加强和巩固结论的可靠性，学者们还经常增加考察的样本，对多个国家或地域进行纵向研究，以便相互对照和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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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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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死刑是否具备最大的威慑力，学者们付诸了异常艰辛的努力，但得出的结论却五花八门。下面我们根据实证研究的进程和研究主体的变换，进行一个简单地梳理。应该交待的是，之所以没有按照研究的结论予以简单分类，是因为那样做虽然在逻辑上明快简洁，但却无法呈现方法与观点之间的批判与反驳，更无法反映整个实证研究本身的发展与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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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兰托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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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名叫小罗伯特·兰托尔的立法者，便开始了对死刑遏制力的实证研究。兰托尔在各种集会上展示了他所收集的关于死刑遏制力的证据资料，并受到公众和学界的一致注目。兰托尔考察了许多欧洲国家犯罪率的长期趋势，并发现，正好与遏制理论预言相反，死刑处决与定罪之间的比例较低的国家，其杀人率稳步下降。兰托尔还进行了短期的抽样，并发现，随着大量处决的时期来临，杀人的发生率却稳步上升。兰托尔的研究，由于其覆盖面广且长、短期样本俱全，因而显得极为周到和精致，在死刑遏制研究史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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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赛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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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美国第二次“改革”的时代里，社会科学家开始表现出对死刑遏制力的浓厚兴趣。在为期50年的时间里，社会科学家对死刑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还集中在思辨层面。赛林对这50年的研究动向予以了清理，特别是就这些社会科学家零星片断的经验研究进行了归纳。最后，赛林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死刑在法律上或实践中的存在，不影响杀人致死的比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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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恩利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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