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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I. Ehrich,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Capital Punishment: A Question of Life and Death”, 65 Am. Econ. Rev.,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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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Yunker, “Is the Death penalty a Deterrent to Homicide: Some Time-Series Evidence”, 1 J. Behav. Econ.,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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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Bailey, “Murder and the Death Penalty”, 65J. Crim. L. and Criminology,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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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Bowers and Pierce, “Deterrence or Brutalization: What is the Effect of Execution?”, 26 Crime and Delinq.,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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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Lester, “Deterrent Effect of Executions on Murder as a Function of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Executions”, 45 Psychological Rep.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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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Philips,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Capital Punishment: New Evidence on an old Controversy”, 86Am. J. SOC.,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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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死刑：以中国死刑文化为背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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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雨知时，润物无声。昨夜京城普降春雨，驱走了频繁肆虐的沙尘暴，使空气清新了许多，住宅小区的花草树木抖起了精神，人的心情也感到愉悦。于是，我启动电脑，撰写本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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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策划到写作完成，历时两年多。由于各位作者通力合作，几易文稿，终于得以成书，即将付梓。此刻，本人心绪不宁，既为本书其他作者的学术功力增长而高兴，也为自己了却了一桩心事而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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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苦心思考死刑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辩护一件刑事案件而引发。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中学的一个学生（时年18岁多，平时表现良好），由于他的女朋友受到一伙不良青年（当时称“流氓团伙”）调戏，他为了报复，求助于另一伙不良青年帮忙，并准备了一把匕首。一天夜里，当这两伙青年殴斗起来后，他朝着向他跑来的对方的一个青年刺了一刀（刺中肝脏等部位），然后逃走。被害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中学生，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后，我问本案的审判长：“他是个中学生，又是初犯，并且也不构成直接故意杀人，为什么要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他说：“本案是属于可判死刑，也可不判死刑。”我立即问：“党的政策不是‘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吗？”他回答道：“因为海淀中关村地区社会治安不好，所以要杀。”他的回答，令我苦笑，无言以对。这个青年被枪毙后，家破人亡，母亲因精神病死去，父亲严重肝硬化住院，家里只有一个刚满14岁的妹妹。此事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是我却一想起就心痛。从此以后，我不再作刑事辩护，因为我的心理创伤难以愈合。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死刑问题格外关心，多次向甘雨沛、杨春洗等先生请教，针对当时颁布的单行刑法对经济犯罪大量增设死刑的情况，我还同梁根林教授合写过一篇文章，在《法学研究》杂志发表。之后，在参与1979年《刑法》修订期间，我同其他学者一样，主张坚持“少杀”政策，大量消减死刑罪名，尤其是对经济犯罪更应如此。那时，我对修改刑法中的死刑规定，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满怀期望。但是，到了1996年，当我看到刑法修订草案时，却大失所望。这使我意识到，解决中国的死刑问题绝非轻而易举，还有很曲折的路要走。国家的现行死刑政策不调整，民众的死刑观念不改变，想要大量减少死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扎扎实实地去做减少、废除死刑的启蒙工作。在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杀人者死”、“杀一儆百”的死刑观念，已经渗入到国人的血脉中，并且从来就没有人进行过认真地清算。我有一位老朋友，他是北大教授，有一次他问我：“你是研究刑法的，如果一个犯罪分子杀死多人，只是把他枪毙就行了吗？”我反问他：“难道还要将他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吗？”他笑而不答。连大学教授都有这么强烈的报复意识，可以想见普通民众又会如何了！这种状况不改变，何以谈死刑的减少，更遑论死刑的废除。正是基于这种思考，1997年修订的《刑法》实施后，我几乎在校内外的每次讲座中都必讲死刑，讲马克思的死刑思想，讲“少杀”政策，讲死刑的不公正性和死刑的负效应，以及废除死刑的世界趋势，等等。其间，还同刘艳红博士一起，写过关于国际公约与我国死刑的文章。2004年，马家福博士以《死刑废除与人道主义》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同米传勇博士生合写的《马克思死刑思想初探》一文提交刑法学年会，同时提交的还有杜宇博士的《诘问“杀人偿命”》、刘艳红博士的《刑法学派发展与死刑之存废》、黄伟明博士的《中国古代死刑历史的否定因素》等论文。这时，经我与杜宇、马家福策划及本书其他作者同意，决定以中国的死刑文化为背景，遴选十个问题，共同撰写一本专著，其宗旨是为我国严格限制以至废除死刑而呐喊、助阵。以上所述，是本书写作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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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以中国死刑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为视角，从死刑的理论根基、死刑观念、死刑效用、死刑政策、死刑法律制度等层面，论证死刑的不公正性、不人道性和死刑威慑功能的虚幻性，以及我国当前虽然不充分具备立即全部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应当顺应废除死刑的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在废除死刑目标的指引下，从司法、立法上严格限制死刑。本书的见解是否妥当，有待读者的理性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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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本书杀青之际，全国刑事审判会议正在召开，部署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工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打下基础。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已经下放二十多年的死刑复核权的回收，是一个重大事件。它绝不仅仅是法律规定的复位，还带有我国死刑政策转变的深远意蕴；也绝不仅仅是死刑核准权的回归，还将引起死刑司法、立法的其他许多变革。这一重大举措所引起的反响，绝不亚于甚至会超过二十多年前的死刑复核权下放。这是因为，同二十多年前相比，现在的国内、国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人的价值、权利意识也日益提升，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载入宪法；中国已签署包含限制、废除死刑在内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公约。因此，死刑问题已经引起愈来愈多国人的关注，尤其是随着杜培武等案件的频频曝光，许多有识之士对死刑适用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甚至出现了立即废除死刑的呼声。在国际上，已有二分之一以上的联合国成员国彻底废除死刑或者停止死刑适用，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已经成为不可逆的潮流。正是在这种国内、国际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下放多年的死刑复核权。党中央的这一决策影响深远。正如北京今年的天气一样，春雨降落，沙尘暴停止，夏天已经来到。已有迹象表明，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死刑政策将作出调整，现在主张回归“少杀”政策的声音日甚一日。不过，本人以为，这次政策调整不应是简单地重复建国初期的死刑政策，而是应当反映出新时代的特征，即以废除死刑为目标，在司法上、立法上严格控制和适用死刑。尽管前方的道路仍会有曲折，但是死刑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向不会改变。如果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废除了死刑，那将是中国人对全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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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德高望重的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为本书题写书名！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和辛勤劳动，本书不可能顺利同读者见面。另外，在编写、出版过程中，杜宇、米传勇、贾爱英做了不少工作，我代表本书的其他作者，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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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本书由我统改、定稿，文责自然主要由我来负。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书中难免存在讹谬，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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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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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25日于百旺家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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