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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见人 江有潮 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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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以“顶”“退”等方式出租土地，与佃农以“顶”“退”等方式转让佃耕的土地，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地主在“顶”“退”土地之际，往往只是为了贪图“银不起利”的便宜，而不是有意识地出让一部分土地所有权。然而，“顶首不清，势将无人耕种，往往竟自荒废”[41]。这样，就产生了佃户“价顶之世业”，如果佃户抗租，则“永无还租之日矣”[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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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以“顶”或“退”的方式出租土地，同样反映了地主土地所有权的进一步削弱。在江西，有的佃户通过交纳“退价”“顶耕”钱，直接获得对土地的部分所有权。据《西江政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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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则向田主佃田，饵以现银数两，名曰退价。又曰顶耕，必令业主写立退字付执。业主贪得目前微利，受其圈套。继则多贪退价，将田私佃他人，竟以一主之田分佃至数十人。甚有任意典卖，得价回籍者。[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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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南山区，有的佃户通过交银“稞山”，直接取得“顶替”之权。乾隆《洵阳县志》卷一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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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流寓稞山，乡俗先贺山主银数两，谓之进山礼，然后议稞租……其稞约亦是佃户自写，有“永远耕种，听凭顶替，山主无得阻挠”字样。于是招聚众人，或业经易主，莫奈谁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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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进山礼”，实际上相当于地价。有的地主为了多收这种批礼银，甚至故意减少租额，以致“俗有‘明佃暗当’之语”[44]。在这种情况下，原地主对土地的支配权是很微弱的。如光绪《孝义厅志》卷三《风俗》记载：“顶地，义与典同。惟后准顶主转顶，不准旧主取赎，每年仍与地主征纳租课。若顶主顶地于人，价因时值而顶主仅得其八，以其二与地主，谓之‘二八回堂’。”可见，在这一地区，不仅“一田两主”已经形成，而且“顶主”从土地上得到的收益，也已远远超过了“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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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不少地区的“顶首钱”“退价”之类，实际上都不是押租钱，而是“一田两主”关系中的一部分地价。佃农交纳了“顶佃银子”“顶手银两”之类，不仅可以占有和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且可以自由处理自己对土地的一部分所有权。因此，这是一种在佃农与地主之间发生的“一田两主”关系的土地买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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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晚期。这一时期，佃农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明显提高，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步为租佃契约关系所取代；地主逐步退出生产领域，定额租成为主要的地租剥削形态；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土地收益不断增加，而限租恤佃的法律和乡例把地租固定在一定的水平。这些都是佃农向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的有利条件，也是促成地权分化的历史动因。永佃权的产生和“一田两主”的形成，虽然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地主仍然保有收租权。然而，通过地权分化，割断了地主与土地的联系，限制了地租剥削量，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地主经济已经走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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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分化的发展，曲折地反映了佃农要求自由支配土地，摆脱封建剥削的愿望。在永佃关系中，地主不能“增租夺佃”，佃农可以通过改良土地和改善经营方式，不断提高土地的收益，发展他的个体经济。有的佃农，甚至可以通过永佃关系，上升为佃富农。然而，在永佃关系中，佃农不能自由转让土地，也就很难自由选择他的投资方向，或者扩大他的生产规模。因此，随着佃农之间的分化和竞争，永佃权的转让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从而也就导致了从永佃权向“一田两主”的转化。“一田两主”关系的形成，为佃农之间的自由竞争，从而也为佃富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在“一田两主”关系中，仍然存在着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存在着封建的地租剥削。“如果利润真正同这个地租一道产生，那末，不是利润限制了地租，相反地，是地租限制了利润。”[45]因此，在“一田两主”关系形成之后，如果不能继续消灭地主对土地保有的一部分所有权，继续摆脱封建的地租剥削，佃富农经济同样难于顺利发展，农业中的封建生产方式也就很难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化。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实行货币地租时，“从事耕作的土地占有者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租佃者……这种转化又使从前的占有者得以赎免交租的义务，转化为一个对他所耕种的土地取得完全所有权的独立农民”[46]。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货币地租虽已出现，但发展得很不充分，因此，地权分化的发展得不到这方面的助力，佃农未能通过“赎免交租的义务”来摆脱封建剥削，取得对土地的“完全所有权”。这既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僵而不死”的重要原因，也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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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分化由于不能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权，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最后只能重新被纳入封建剥削的轨道，成为地主阶级内部调整和更新的一种方式。在“一田两主”关系形成之后，掌握田面权的佃农，在经济实力增长之后，往往并不自己耕种土地，而是通过转租佃耕的土地，从中剥削额外的地租，蜕变成为二地主。例如，明代福建的“粪土田”和安徽的“粪草力坌”，都已用于出租，并由此产生了“小租”“小税”“小力租”之类的额外剥削。到了清代，大小租的分收在福建（包括台湾）、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广东诸省都逐渐盛行[47]，其中以台湾最为典型。嘉庆年间以来，台湾不仅在征租权上形成了大租户与小租户的分立，而且小租户发展成势力颇大的二地主层，取代大租户取得实际业主的地位。从自己耕作的“田面主”蜕变为二地主，反映了地权分化过程的逆转。下列两份台湾契约反映了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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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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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招耕字人廖名璨、黄富心，承领江福隆罩兰埔地一所，招得杨亮自备锄头火食，前来耕作成田八分。每年该大小租谷一十二石八斗，早、晚二季干净量清，丰凶年冬，不得少欠；倘或少欠，任从田主起耕招佃；若无欠租，任从耕作。若欲别处居住创业，不耕之日，议定每甲贴锄头工银二十元，将田送还田主，不得私退别人。此系二比甘愿，口恐无凭，立字存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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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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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六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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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名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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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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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付垦单业主杨，有荒埔一段，坐址渡头圳墘……四至明白。兹有族亲茹叔等备送犁头银二百元，请给垦单为凭，前去开垦为田，情愿年纳本业主大租谷六石，以贴公项；而小租永归开垦之人，听其招佃耕种。如缺大租不完，积欠过多，则任业主起耕。议约已定，各无后言，合给垦单，付执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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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八年十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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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杨给[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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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约（一）的情况下，廖、黄二人向江福隆“承领”埔地，无疑应是佃户，但他们又转招杨亮“前来耕作成田”，摇身一变成为二地主；佃农杨亮同时交纳“大小租谷”，所以他才是“一田二主”形态下的现耕佃户。在契约（二）的情况下，承垦荒埔的佃户，从一开始就获得“小租”，可以自由“招佃耕作”，因此，这种佃户实际上也不是现耕佃户，而是像廖、黄之类“招佃耕种”的二地主。这种通过佃农转租佃耕的土地而产生的二地主，在新开发地区比较常见，如秦岭—大巴山地区的“招主”，即相当于台湾的“小租”户。与之相反，在耕地比较紧张的地区，有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至土豪官绅，直接购置“田皮”，使佃农沦为交纳一田二租的现耕佃户。由于他们直接和现耕佃户发生关系，皮租的收入往往首先得到保证，处于比原地主更为有利的地位。如“潭弹丸地……小苗多土豪市猾，冬成巡原隰，享鸡酒，一卷大苗之所有，而听其出纳，乃国租则责之大苗之主，有不给则笞楚系累，皆大苗当之，而小苗若罔知闻”[50]。清代闽北地区，购置“田皮”，“召佃管业”，剥削“皮租”的二地主，被称为“赔主”。这种“赔主”，往往有取代原地主之势，成为农村中的主要剥削者。吴子华等《沥陈丈量利弊》记述：“赔主向佃收谷，苗主向赔收租。赔主日与佃亲，其田之广狭肥瘠，悉已稔知；苗主……不审其田在何图里，坐何村落。赔主乘其不知，或诈荒以抵饰，或侵占以欺瞒，甚有兜谷私收，而租银分文不纳，独累苗主驮赔者不休。”[51]《福建省例》记载：“绅监土豪，贪嗜无粮无差，置买皮田，剥佃取租。”[52]另外，地主通过“归并田皮”，也可以剥削两种地租，同时也就具有二地主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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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得到“田皮”的佃农重新失去“田皮”，沦为交纳一田二租的现耕佃户，而且原来的自耕农，也会因分别出卖“田骨”“田皮”，从而受到一田二租的剥削。此外，在一些地区，“佃客自愿于租额之外，另输小租为酬报”[53]，由此也受到了双重的地租剥削。这些都是地权分化过程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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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上述，明清时期，永佃权的产生和“一田两主”关系的形成，严重地侵蚀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导致了旧的地主阶级的衰落，展示了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前景。然而，地权分化并未最后宣告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而是被重新纳入封建剥削的轨道。“一田两主”的出现，二地主阶层的产生，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再组成。由于二地主通常都居住在农村，“日与佃亲”，因此可以直接控制和剥削现耕佃户，成为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新生力量。傅衣凌先生曾经指出：“小租主差不多都是脱离生产的经营，坐收田租，不劳而获的，这只有使直接生产者的佃农增加重大的负担，必须付出高额的佃租，造成不合理的租佃关系，而萎缩农村的生产力。”因此，傅先生又指出：“明中叶以后所普遍存在的一田二主、一田三主问题，正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内新旧势力的斗争，新的东西没有成长，而旧的东西又压在它的身上，因而造成这种类型的中间层人物，这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54]傅先生的这一论断，完全符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地权分化的实际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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